民進黨是和平統一的障礙，因而是中華民族的公敵，也是中國憲法秩序的公敵，對他們就衹有鬥爭，沒有妥協，就要堅決地加以清除。具體清除的方法是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裁、反制、刑事懲罰以及非和平方式的軍事行動，均可根據兩岸統一需要而決策實施。白皮書裡面講到了針對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我們是保留采取一切措施之權力的，因為這些勢力是破壞中華民族復興與和平統一的敵人，對敵人有對敵人的方法。
一個巴掌拍不響，外部干預勢力也是兩岸和平統一的障礙，也是需要鬥爭的對象。
對於外部干預勢力這個突出障礙，我們要把它的危害性講清楚。為什麼呢？外部干預勢力會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幌子，比如佩洛西竄訪台灣被說成是為了支持台灣民主，具有相當強的迷惑性和煽動性。打著這樣一些幌子，我們就要揭露它，所以白皮書起到了一個對台灣社會與國際社會清晰解釋我們的立場、清晰揭露外部干預勢力的非法性、危害性的說理作用，讓美國在台灣問題的國際化、台海衝突以及不負責任改變台海現狀方面負有主要責任、不可推卸的責任。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當中，美國已經明確承諾“一個中國”的原則，承諾不同台灣發展官方關係，但是它實際上是兩面派，又通過對台六項保證以及台灣關係法，一步步蠶食“一個中國”的政策根基，無節制地對台軍售，并大力支持台灣加入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一系列國際組織，還有就是策動其盟友來為台灣國際化提供外交空間和政治舞台，比如佩洛西竄訪台灣之後，立陶宛議會代表團已經尾隨而來，甚至傳聞有英國議會代表團也要來台灣進行所謂訪問，來支持台灣國際化。這些都是美國慫恿的結果。揭露美國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立場的反動性和危害性，其實是有利於暴露美國的霸權意圖與冷戰陰謀的。此次的白皮書也可以看作是對美國用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方式干預兩岸關係、破壞台海和平、阻止兩岸統一展開的一場輿論鬥爭和法理鬥爭。
美國升級利用“台灣牌”，有其全球戰略考量：一方面，美國利用“台灣牌”實際上是阻止兩岸統一，因為兩岸統一會被美國認為是對它的地緣政治利益和霸權利益的一個挑戰與破壞，兩岸統一之後中華民族的復興顯然會更加快速、高質量進步和完成，美國不願意看到兩岸統一之後中華民族復興的高質量完成，不願意看到中國的發展進步對其非法霸權的結構性限制和約束，故兩岸統一也具有反霸權的世界歷史意義；另一方面，美國從烏克蘭戰爭模式當中似乎得到了一個錯誤的心理暗示，就是通過將台灣塑造為一個“東方烏克蘭”，來遏制、拖垮中國，來阻斷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這些戰略與利益的反復考量，其實持續推動和誘惑著美國將台灣海峽建構成一個新冷戰的斷層綫與鐵幕。這一進程已經不是構想中的圖紙方案，而是現實當中正在執行的行動計劃。佩洛西竄訪台灣之後，美國國會又在快馬加鞭制定《台灣政策法》，其新冷戰和極端遏制主義的圖謀更加清晰化和制度化。這一趨勢其實提醒我們一定要在鬥爭上抓兩手：一手就是堅定反台獨，另一手就是堅定反外部干預。衹有將反台獨與反外部干預牢牢結合起來，周全謀劃，協調行動，兩岸和平統一的條件才能更好地成就。未來的和平統一進程，必然充滿壓力，充滿風險，甚至有一定的反復性，但如果我們充分認識風險并展開完整、有效的鬥爭，和平統一還是會始終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
六、艱難的堅守：“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重申與前景
“一國兩制”因台灣問題而設計，在理想意義上也應當最終落實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其中在港澳的先行先試可提供先導性經驗和參照系。“一國兩制”的目標是“統一”，方式是“和平”，大陸的追求是二者的有機結合，但台灣民進黨當局拒絕“一國兩制”，其要害不在於拒絕“和平”，而在於拒絕“統一”。這份白皮書重申兩岸和平統一以“一國兩制”為第一選擇和最佳方案，并具體給出兩岸協商推進“兩制”台灣方案的路徑與方法，描繪了兩岸和平統一之後的光明前景。從政策意義上，白皮書的重申也是對習近平主席2019年“1·2講話”原則和精神的再確認和展開。白皮書旗幟鮮明提出：“按照‘一國兩制’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將給中國發展進步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新的基礎，將給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巨大機遇，將給廣大台灣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裡的“發展利益論”和“民生利好論”是“一國兩制”內含的國家理性的規範性展開，是地方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最佳結合方式。
“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在今年香港回歸25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主席也做了明確的確認，表明“一國兩制”是一個好制度，要長期堅持。以港鑒台，既是中央戰略謀劃，也是客觀事實呈現。白皮書裡面也講到，“一國兩制”因台灣問題而設計和提出，首先用於港澳問題的解決，在港澳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給我們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帶來了信心和經驗上的強大支持。對於“一國兩制”要全面、正確、完整理解，習近平主席的七一香港講話為我們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範本與框架，同樣可以用到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思考上面。白皮書提出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有歷史根據的，也是有先例參照的，更是國家利益和台灣利益的最佳結合方式，所以我們沒有理由放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既定方針，沒有理由放棄去團結兩岸中國人積極探索和平統一的這個最佳路徑。“一國兩制”被認為既堅持了一國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同時也充分尊重和照顧了兩制的差異和具體利益。白皮書裡面特別提到大陸和台灣社會之間確實客觀上存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一系列差異，但是差異不構成阻擋統一的理由，恰恰“一國兩制”就是包容和有效管理差異的一套創造性的憲制架構。積極地去面對和思考“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就是對和平統一如何實現的一個積極的回答。這個責任不僅在大陸一邊，也在台灣一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有效方案，也是有效框架，還是一個開放性的、可民主協商的架構。台灣一切贊同一個中國、願意走和平統一道路的團體與個人，都可以由他們自身或者他們的代表來參與這個民主協商過程，形成一系列制度性成果，將兩岸統一方案與統一後治理方案并聯思考，最大限度降低兩岸統一與治理的綜合成本及風險。參與民主協商的相關團體與個人，自然而然也會轉化為台灣統一之後治理台灣的主體。白皮書特別指出“所有擁護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台灣同胞將在台灣真正當家做主”，這實際上提出了與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相等價的“愛國者治台”的憲制大原則，而積極參與民主協商的團體與個人是台灣愛國者範疇中的積極代表，也是未來台灣治理權授予的主要對象。從原則上講，衹有贊同并且對和平統一做出貢獻的人才有資格在台灣統一之後參與到高度自治權的行使和運行當中，在中央信任之下，在“一國兩制”憲制秩序框架具體授權之下，擔當治理責任，服務台灣，服務國家，成為政治上堅定的“愛國愛台力量”。
當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的理想形態，如果真的沿這條路徑走通了，實際上是中華民族之福，當然也是台灣所有人之福。但是這條路徑會遇到強大的阻礙力量，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怎麼會坐視這條路走通呢？所以也必須要有非和平方式作為一個強大後盾。非和平方式其實起到兩個作用：一方面，非和平方式能够用於排除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對和平統一的干擾，非和平方式針對台灣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而設計和實施，這實際上有利於最大限度保證和平統一這條路還能走下去，否則這條路上充滿了敵人，和平之路就斷了；另一方面，非和平方式也有可能在兩岸關係對抗不可逆轉的極端情形之下獨立實施，這就是我們白皮書裡面講到的非和平方式可能成為最後不得已的選擇，成為我們面對極端危險和極端挑戰時不得不采取的“斷然措施”。非和平方式一方面滿足於對和平統一障礙因素的排除，另一方面也為最後選擇與斷然措施提供一個強大支撑，確保兩岸完全統一會成為最終的結果。
我們追求和平，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片面追求和平而喪失統一的前景和目標。在和平與統一這兩個基本價值當中，統一是高於和平的，兩岸必然統一、完全統一是最終目標，而和平是追求實現統一的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和平方式是第一選擇，是優選的方式，是最佳的方式，但歷史不一定滿足主觀性的最佳設計和預期，客觀的兩岸統一進程必須要有雙軌制，要兩手準備，才能不留下根本性的歷史遺憾。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體現了國家統一雙軌制的清晰而完備的國家理性，非和平方式是法定選項，是和平希望終結後的“斷然措施”。對台政策方針中，我們從來不是政治幼稚兒，從未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我們是有豐富的國家統一歷史經驗，也對世界各國之統一過程的經驗教訓有充分學習和吸收，特別是對美國南北內戰與國家統一的歷史有認知和理解。
這就是和平統一與非和平統一之間的辯證統一的關係。《反分裂國家法》當中非常清楚地將這兩種方式歸并在同一部法律當中，講到和平統一與非和平統一的辯證關係：第一，它們彼此關係如何，怎麼配合；第二，非和平統一的法定實施情形與條件是什麼，如何決斷和執行。這一雙軌制能够打掉一切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的政治幻想，警告他們不要以和平為幌子行割據或者台獨之實。統一是大勢所趨和最終結果，和平是我們要盡最大善意、最大努力去爭取，但是我們沒有幼稚天真到被和平的話語簡單蒙蔽，也不會以純粹和平的道德虛榮心自我局限，自縛手腳，甚至放棄國家統一的最終目標。把這個道理講清楚了，我覺得在國民之中、在國際社會就能理解到我們將來行動的理由、尺度和結果了。把這些底綫都亮明瞭，都講清楚了，我覺得反而有利於各方勢力理解到和平統一原來是最佳選擇，不僅對中華民族是有利的，實際上對其他各方勢力包括在台灣有投資利益、與台灣之間有經貿關係的各方也是最有利的安排。實際上我們越是擺明底綫、講明原則、講清楚目標之後，很多預期的風險反而有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從兩岸和平統一的主體力量來看，台灣民衆始終是在場和參與的。台灣民衆贊同和參與和平統一的比例與力量越強，兩岸和平統一的係數就越高，而台灣所有人最終的受益面就越大。白皮書提到台灣同胞受到“台獨”思想毒害和政治裹挾，對國家統一包括“一國兩制”存在認識偏差。這其實是要去客觀面對的。民進黨長期進行去中國化操作，在教育政策、文化傳媒、選舉文宣甚至法規條文當中都有對一個中國的污名化，歷史觀已經扭曲，台灣青年一代已經學習不到完整的中國歷史，瞭解不到完整的中國政治體制與改革開放的成就與進步，甚至出了一些笑話，說大陸吃不起茶葉蛋，吃不起榨菜，然後炮製台灣民族論，割裂兩岸中國人的血肉聯繫和民族共同體有機性，為分離主義製造理論根據。這些在教育、傳媒及其政治生活當中的定向洗腦和意識形態化灌輸，久而久之就容易讓人們對一個中國的認同出現情感性、知識性與價值取向性的嚴重偏差甚至敵視。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實，也是仍然在擴展蔓延的嚴重趨勢，其責任不在台灣民衆，而在民進黨當局，是後者長期去中國化政策的必然負面後果。所以大陸要以極大的善意和包容心來面對受“台獨”思想毒害的台灣民衆，要用各種渠道擴大兩岸之間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交往，特別是做好台灣青年人的工作，以便達到心靈契合。這個心靈契合就是一個文化與政治上充分的、信息對稱的溝通，讓被蒙蔽的台灣民衆包括台灣青年全面、完整地瞭解和認同中國歷史、中國政治和中國發展道路，破除掉民進黨的洗腦以及意識形態的裹挾。台灣民衆本身也是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力量，兩岸中國人是和平統一最強大的力量來源，所以對台灣民衆尤其台灣青年，我們要讓他們認識清楚歷史和政治的大勢，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白皮書的系統論述本身就是最好的國家統一“教材”。
前面提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兩岸統一進程的“五個堅持”，其中的“大團結、大聯盟”的統一戰綫原則，與對台灣民衆的溝通與動員是密切相關的。這樣才能形成和平統一最強大的意志和力量的聯合基礎。我相信這方面很多工作還需要細緻入微去做，很多溝通的機制方法還有溝通的效果需要我們更好地去評估與改進。兩岸統一的工作，一定是系統化方方面面的，是需要全民族投入的一個共同偉大的事業。緊緊團結台灣民衆，團結兩岸中國人，共同投身於這一場國家統一的事業，是我們責無旁貸的新時代課題，是中國共產黨推進完成祖國統一必須要去面對和破解的心理建設難題。
白皮書最後一部分是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下光明前景的藍圖展示，有利於給被洗腦、被毒害、陷於困頓當中缺乏前途想象力、集體行動上感到無力無方向的台灣社會和台灣民衆建立一個清晰可靠的未來生活想象的空間。這個美好想象的圖景是真實和可行的，但卻是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要極力屏蔽和歪曲的。對手要屏蔽的恰恰是我們要特別講清楚的，白皮書最後落腳在“光明前景論”上，是切中要害的。在光明前景的四個方面中，前三個講的是台灣社會與台灣民衆是最大的受益者及其具體的受益面，第四個方面講的是兩岸和平統一也是世界和平的事業，對於亞太區域和平與世界和平是一個促進。前三點其實是台灣民衆和台灣社會特別關心的，就是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實現之後台灣社會能够保有什麼，又能够增加什麼。白皮書給出了具體回答，即台灣的發展空間會更大，台灣同胞的利益保障會更好，台灣能够分享民族復興的榮光。何以自信如此呢？這背後的一個預設是：伴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實現的兩岸和平統一，是台灣繁榮穩定的最佳方案，也是台灣實現融入式發展和全球化更好增長的最佳安排。
台灣的產業和台灣的民衆可以全面地對接并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中國市場裡面的紅利，就是台灣發展的方向。民族復興還意味著我們還有“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星辰大海，在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所開闢的新全球化的空間裡，台灣的產業和台灣的民衆顯然是有優先參與權和優先受益權的。這一點其實跟港澳民衆一樣，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戰略，包括“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等，有優先參與權和優先收益權。這兩種權益，兩岸統一之後，台灣民衆同樣能够享受到，所以發展空間是更加開闊的。現在是什麼情況呢？台灣的核心產業鏈包括芯片製造業等等，受到美國的控制，甚至要被掏空，要為美國利益服務。台灣產業無論其原有基礎怎麼樣，是非常屈辱、非常不確定地綁在美國冷戰戰車上的，要承受被美國工具化宰制與分割的巨大風險，這是台灣長久的發展之福嗎？顯然不是，它是在浮冰上，隨時就可能被當做棋子犧牲掉。在兩岸衝突升級的條件下，台灣民衆也是惶惶不可終日，缺乏基本的安全和尊嚴。儘管民進黨的洗腦可能是麻痹了部分台灣民衆，使他們誤以為美國會保護台灣，可是經過這一次的佩洛西竄訪台灣的風波，所展現出來的實際場景并不是那樣，美國根本靠不住。我覺得會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民衆覺醒過來，去反思和構想台灣的長期前途在哪裡？自己這一代人怎麼辦？自己的子孫後代怎麼辦？還要長期生活在美國所製造的台海衝突與兩岸戰爭的陰影當中嗎？我相信大多數台灣人一定是不答應的。所以和平統一之後發展空間更大，權益更受保護，分享民族復興榮光，以及帶來區域永久和平，這些涉及台灣長期前途的安排是能够打動台灣人心的。理性上，以及客觀形勢上，很多台灣人必然會重新思考，逐步突破民進黨人為洗腦的意識形態籠罩和扭曲。台灣完全有資格去分享民族復興的榮光，它會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最關鍵突破階段的一個重要的參與者，當然也是成果的分享者。台灣的產業本身應該是中國經濟體系富有活力的一部分，台灣的文化也是中國文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我特別注意到在白皮書當中講到台灣經濟、社會與人文活力的時候，用的是非常準確且肯定性的話語，實際上是鼓勵台灣社會走出政治上的心魔和迷障，擺脫掉台獨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的裹挾，與祖國站在一起共同追求與實現台灣的光明前景。
台灣與大陸和平統一之後，其經濟優勢、社會優勢、人文優勢能够得到更充分的發揮，不僅在民族復興當中是一個華麗的篇章，而且還會隨著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整個全球性的和平發展、文化交融和創造過程中更好體現“一個中國”範疇的台灣元素和台灣價值觀。這樣一個光明前景要充分展開，我覺得和平統一的吸引力就會大大提升，成為台灣社會與台灣民衆的新共識和新方向。
本文係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研究”（項目批准號：19ZDA129）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涉外法治的規範原理與典型制度研究”（北航課題編號：YWF-22-W-205）的階段性成果。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9月號，總第29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