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軍力方面，美國目前仍是世界頭號軍事強權。根據美國國防部於2020年9月1日公布的《2020年中國軍力報告》，中國目前的核彈頭約200枚，與美國的核武力量差距甚大，但未來10年可望倍增至400枚，並可對美國本土形成威脅；然而中國在建造船艦、常規導彈數量，以及綜合防空系統這三方面，目前實力已經超過美國。
在“軟實力”方面，特朗普熱衷單邊主義，其唯利是圖、特異獨行的作風，破壞了美國作為民主捍衛者的傳統角色。尤其是國會大廈爆發的一場衝突，舉世震驚，也讓美國大傷筋骨。連當年提出“歷史終結論”的著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得不承認他已轉變想法，認為“現代自由民主是有可能衰敗或倒退的”。
拜登想要“撥亂反正”，首先須提升美國自身的競爭能力。所謂“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則強調“內政即外交”，即必須先安內再攘外，纍積實施對外政策的本錢。所以，拜登把抗疫、提振經濟和彌合社會分裂，作為施政優先課題。美中關係當然重要，但就如蘇利文所說，美國應“少關注怎麼讓中國減速，多關注怎麼讓自己跑得更快”。拜登政府希望能站在強勢的地位上，開展與中國的競合關係。
其次，拜登希望結合盟國的力量，集體遏制中國。拜登當選後首次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表示，“在處理中美關係問題時，最好的策略就是先和盟邦們‘站在同一陣線’，先跟盟友達成一致立場，再做下一步行動。”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艾默森（Donald Emmerson）以“美國共同”（America Together）取代“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字眼，來區別拜登與特朗普的不同政策。
特朗普任內採“退群”行動，並且“在商言商”，在防衛支出上錙銖必較，引起美在歐亞地區盟國的不滿。而拜登則主張多邊主義，希望運用多邊外交，重建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恢復盟國對美國的信任和信心。
特朗普的外交取向曾被形容帶有“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的色彩，而孤立主義的對外政策在美國行之近百年。史家認為若不是德國在1917年春天發動“無限制潛艇戰爭”，日本在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美國或許不會放棄“孤立主義”並捲入兩次世界大戰。但戰爭之後，美國就想運用國際組織搞集體安全，“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以美國國內目前的政經情勢，拜登很難在短期內振衰起弊，讓美國恢復元氣；以對抗“中國威脅”為由，構建“制中”聯盟體系也非易事。因為集體安全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成員對敵人的共同認知上。而美國的歐亞盟國現在都和中國有密切的經貿往來，如果它們追隨美國共同遏制中國，則必須在安全和經濟利益之間做出選擇。
在拜登有效提升本身競爭能力和強化與盟國關係之前，“戰略收縮”成為美國智庫提供給政府在過渡期間的一個對中政策選擇。
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2021年1 月22日發表了一份題為“實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的戰略研究報告。報告認為美國面對國內問題挑戰，已對政府預算產生排擠作用，必須重新檢討影響國家安全支出的政策選擇。報告雖認同中國仍是美國最大的潛在威脅，但建議美國必須減緩軍事駐與、重新協商或終止一些現存的安全承諾、以合作方式解決與其他大國的利益衝突，並為使用美國軍力設下一個較高的門檻。
這份報告自稱是代表美國戰略學界的“非主流”看法。我不認為美國會在與中共的長期戰略競爭中“自廢武功”，但“藍德”擁有美國軍方背景，報告至少反映了拜登政府現在對中政策面臨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另一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於1月25日發表的另一份報告，建議拜登政府放棄單方面阻礙中國崛起的想法，認為美國增加國防預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應把美國在亞洲安全上的重點，從追求“主導”地位，轉向保持“阻絕”（denial）能力。
上述兩篇研究報告都從現實主義出發，意味美國已無力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如果拜登未來對中國採取“戰略收縮”，我認為那是戰術性的退卻，即列寧說的“退一步，進兩步”。美國不會放棄遏制中國崛起的長期戰略目標。
拜登是當年參與制定“台灣關係法”的國會議員中，目前僅存的一位。他和過去服務於歐巴馬政府的現任國安幕僚，都有處理“台灣問題”的經驗。拜登政府將持續“一中政策”，並以“一法”〈《台灣關係法》〉、“三公報”（《上海公報》、《建交公報》與《八一七公報》）和“六項保証”，處理台美關係。對於特朗普執政時期通過的系列“挺台”法案，拜登會以個案審議的方式彈性處理。
至於眾所關注的美國出兵協防台灣的問題，拜登會以“戰略模糊”來進行“雙重威懾”，即保持美國的行動自由，以避免造成兩岸誤判，達成威懾大陸不輕率對台動武，以及威懾台灣不嘗試走“法理台獨”的路線。
坎貝爾1月8日表達他對美國兩岸政策的看法，盼兩岸緊張情勢趨緩，並能恢復某種程度的對話；但坎貝爾直言這超出美國能力範圍，且“球在北京那方”。特朗普政府“反中”，不會樂見台灣與大陸對話。坎貝爾鼓勵兩岸對話，衹是恢復美國的一貫立埸，即希望維持兩岸“分而不獨，和而不統”的現狀。
四、台灣的角色
台灣擁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無論從區域安全或強權政治的角度看，中美都有不能“失去台灣”的壓力。尤其對中共而言，“台灣問題”更涉及民族利益和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因此，台灣的角色一直受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的影響。“兩大之間難為小”，台灣因戰略地位獲取安全保障，也因“懷璧其罪”，而有可能落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下場。
從過去台美中三邊關係的發展看，台灣的困境是：⑴當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緊張時，台灣被迫倒向美國，但基於安全需求，台灣須避免成為美國對抗中共的“棋子”；⑵當中美關係緩和、兩岸關係緊張時，台灣須避免成為中美眼裡的“麻煩製造者”；⑶當中美關係、兩岸關係皆緩和時，台灣的安全最具保障，因為台灣不必選邊站，擁有較大的活動空間；⑷至於在中美關係緊張、兩岸關係緩和的情況下，台灣應扮演什麼角色？這是一個假設性問題，但有創造性的想像空間。
無論如何，台灣須對拜登上任後的中美競合關係有所因應。我認為消極的是避免成為“棋子”或“麻煩製造者”；積極的是要搭上中美合作的順風車。
中美關係現正處於相互探索、相互磨合的戰略空窗期。台灣今年沒有選舉，中美內部都有要務待辦，所以應是嘗試打開兩岸復談之門的好機會。蔡英文年前在國安高層會上，再度提出兩岸對話的訴求，對岸國台辦也以重申“九二共識”的前提做出回應，看來雙方的隔空喊話還是沒有交集，因此復談的可能性不大。
其實，“九二共識”的文字表述不是問題，關鍵是民共之間存在嚴重的“戰略互疑”。台灣疑慮對岸以“軟硬兩手”來緊縮台灣的生存空間，並在“和平統一”的條件尚未成熟之前，就會對台進行“武統”；對岸則疑慮台灣“聯美制中”，以修憲推進“法理台獨”，或以“去中國化”搞“漸近式台獨”。
我認為“談判代替對抗”，是處理兩岸關係的最佳途徑。對抗不利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且讓外力有坐收“漁人之利”、藉機炒作“台灣問題”的空間。談判需要營造和解的氣氛，我一再強調，“損人不利己的話不說，既害人又害己的事不做。”如果兩岸任何一方不願就此相向而行，甚至還刻意逆勢操作，結果就會迫使對方“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沒有其他的政策選擇餘地。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說“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受疫情影響，我們正目睹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以及世界地緣政治板塊的移動。兩岸應有新的思維，來處理變動中的兩岸關係。我始終認為，衹要著眼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兩岸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談的；以兩岸中國人的智慧，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3月號，總第27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