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佔領行動”影響香港的現在與未來
郭益耀：開場白
非常榮幸，能參與今天的論壇。經過兩個多月的折騰，這個越來越不得人心的“佔中”終於劃上句號，或說“告一段落”了。據戴耀廷和其他“佔中”負責人的說法，以後港人對“民主”和“真普選”的訴求將會轉入各個社區，進行長期與深入的抗爭。實際上，近日已經有人響應戴氏兩週前發表於《紐約時報》的號召，發動公屋居民“延繳租金”以及納稅者“遲交稅款”，看來議會強行“拉布”動作，也會陸續而來，以期癱瘓香港政府的運作。政治抗爭持續，必然進一步影響法制，干擾經濟和社會秩序，以及打亂市民日常生活方式，沒完沒了，情何以堪。
這次應邀參與論壇的知識界賢達，有專注研究政治學的鄭赤琰教授，他是遐邇聞名的評論家；還有高度熟諳香港與中國大陸經濟問題的雷鼎鳴和何濼生教授，以及專研近現代中國和港澳歷史，又同時關心社會與教育問題的霍啟昌和劉志鵬教授。這幾位專家教授都是港人熟悉的面孔與聲音，就不必讓我多費唇舌介紹了。希望大家言簡意賅，彼此針鋒相對，使真理越辯越明。現在就讓諸位教授從各自的知識視野反思“佔中”這個持續多日的社會現象，並展望“後佔中”的可能發展情景。就請鄭教授開始吧！
鄭赤琰：後殖民地多數用公共安全法處理政治運動
很顯然，“佔中”佔領了三個地點，都是香港最熱鬧的地區。據我觀察，大批群眾佔領道路長達兩個多月，對法治破壞最嚴重的兩方面在於：第一，在公共地方完全無視大家的使用權，警察沒有辦法下場清理。在執法方面，根據前香港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鄧厚江的講法，香港警察面對這種有嚴重政治色彩的群眾運動，是沒有經過訓練的。而且全香港有28000名警察，讓他們全部都去處理“佔中”是不可能的，會令整個警方都癱瘓了。如果是硬碰硬的話，肯定會產生嚴重的傷害，所以鄧厚江認為，警察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佔中”是毫無辦法維持公共秩序的。
在港英時代，香港警察的功能只用作社會治安的公器。回歸過後，面對著大型政治運動，警察毫無這方面的執法經驗，也沒有這方面的能力。之後面對的情況是，要麼加倍增加警察重新訓練，即使如此，也會面對更多群眾的問題。因此，警察作為執法的公器在後殖民地時代的運作已不合時宜。
在英國，有一個專門的部門政治部來處理這種運動，其好處在於，先用法律將主導者抓起來，造成群眾無頭。這在新加坡也是很有效的。
普通法去處理政治案件是牛頭不對馬嘴
第二個被破壞的東西是司法。很明顯地，“佔中”發動一萬個人來公民抗命，假設這一萬人真的被抓起來進入司法程序的話，會立刻讓法庭過分負荷，這就是為什麼第一次511人被抓後（2013年“七一遊行”非法留守者），政府沒有告這些人，只是登記在案。如果“佔中”這麼多人都要被抓起來審判的話，法庭就會overload（超載）。從抗命的設局便可以看到，這些人之中，有不少大律師如何俊仁、梁家傑、余若薇、李柱銘等人，都是香港頂尖的大律師，都有出庭辯駁能力，他們還在教群眾怎麼應對。而警察也被迫很小心行事，深怕碰觸到他們權力範圍以外的東西。
佔領人士其實已經策劃了不少策略，比如在路上丟硬幣、在旺角假借“鳩嗚”（購物）來集結群眾，種種的情況表明，他們已經準備在法庭上進行爭辯。而且對於自首的人，警方已經準備好特定表格給他們自己填，變成了以守為攻，在起訴的時候就可以說是他們自己簽下來的，比較容易下手辯護。
我估計，每一個案件，如果是由律師來爭論的話，即使是告示威者違法，也不一定有證人，細節也可以說忘記了，因為如果按刑事案件來處理的話，一定要百分百準確怎麼去定案。在後殖民地的其他地方，多數不用普通法，而是用公共安全法來處理這類案件的。以普通法去處理政治案件是牛頭不對馬嘴，公器不是這麼用的，很難去完善起訴工作。
政府採取行動的時候根本沒有辦法起訴。一個案件已經夠忙了，他們現在有75人自首（指響應“佔中三子”自首者），還可以叫一千人自首，所以自首是大有文章來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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