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意索
在《中國的宗教》中，韋伯刻意挑選了中國社會的貨幣制度、宗族組織、城市與行會、國家組織、和法律等幾個層面，分別分析它們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正、負面影響。在分析中國社會為什麼不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時，他同時也注意到：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已經具備若干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在滿清王朝（1644-1911）前期，中國有一段相當長的太平歲月。由於治河有方，洪水氾濫的情形已經大為減少。農業方法的改良，使中國人口由十五世紀晚期的六千萬增加到十八世紀初期的一億二千萬。其他像私人財富的增加、人民可以自由遷徙、自由選擇職業、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等等，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這些有利因素畢竟無法克服前述由宗族制度及家產制國家結構所造成的障礙。這些結構性的障礙又是源自中國人在儒家倫理下所培養出來的一種特殊心態，他稱之為“中國意索”（Chinese ethos）。韋伯因此判定：儒家倫理有礙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韋伯不懂中文。他無法閱讀第一手的中文材料。他引用的資料，有些來自歐洲漢學家的譯著，有些則是出自於懷有意識型態偏見的傳教士。他所舉的例子，有些是錯的，有些並不恰當。
歐洲中心主義的謬誤
韋伯將基督新教視為一種“文化系統”，建構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再以之作為參考架構，用“文化對比”的方法，研究儒家倫理，犯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謬誤。更重要的是：韋伯在描述中國的社會結構時，也採用“理念型”的研究方法，打破時間的限制，隨意引用不同時代的材料，來描述帝制中國社會的“理念型態”。問題是：儒教的歷史比基督教長得多，而且在歷史上也有明顯的轉變，他把儒家倫理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中的展現混為一談，已經犯了方法學上“熔接的謬誤”（fallacy of conflation），可是，韋伯卻認為：1911年滿清王朝覆亡之前，中國社會結構的主要面相大致保持穩定，因此，他可以採用這種“理念型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社會。
儘管韋伯的中國研究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由於韋伯的“歐洲研究”為他帶來了極大的聲譽，也塑造出他無與倫比的學術聲譽，他對儒教的分析因而對西方漢學家的中國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受他影響的西方漢學家甚至形成所謂的“韋伯學派”，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界。二十世紀初期，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親身體驗過舊文化和舊傳統的壓力，他們的學養不足以讓他們以理性的態度對儒家思想作客觀的分析，因而跟著國際“學術主流”隨聲附和，造成“聚蚊成雷”的效果，甚至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重估“亞洲價值”
早在1980年代，亞洲四條小龍創造出“東亞經濟奇蹟”時，世界各國已經有許多社會科學家從不同角度批判韋伯學說。我最近更出版了一本《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以三十七萬字的篇幅，全面批判韋伯學說的謬誤。
“脫古改新”？
在這本書中，我先建構出普世性的“自我”和“關係”理論，再用以分析先秦儒家的“文化型態學”，以及秦漢以後的“文化衍生學”，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韋伯學說的侷限，以及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走向。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不僅無視於“中國崛起”的客觀現實，對於韋伯學說的理論錯誤也一無所知，反倒引用他落伍過時的“亞洲發展停滯”說，認為：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所以他要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台灣未來改革的方向。李登輝所謂的“脫古改新”，究竟是指什麼？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然而，李登輝所要切斷的所謂“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真的是一無是處嗎？李登輝晚年，刻意跑去向他的“日本祖國”交心時，口口聲聲誇耀他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感謝“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這樣的“良好遺產”沒有儒家文化的成份嗎？李登輝提倡“脫古改新”所要清除的“亞洲價值”到底是什麼呢？
《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在討論“儒家文化衍生學”時，其中第十五章“陽明學在日本：武士刀與算盤”提到，1650年，明儒朱舜水東渡日本，將陽明學傳授給日本人。當時提倡陽明學的主要人物之一，是被奉為“泰山北斗”的佐藤一齋（1772-1859）。
陽明學在日本
佐籐一齋的高徒佐久間象山（1811-1864），原名啟之助，因為崇拜陸象山，改名象山。他從1839年起，在江戶開設“象山書院”。門下有兩位高徒，一位是輔佐幕府，後來在倒幕軍圍攻江戶時，同意“無血開城”的勝海舟(1823－1899 )。另一位吉田松陰（1830-1859），二十二歲時，拜在佐久間象山門下。兩年後的1854年，培里率領美艦，再次來到日本。吉田和金子重輔兩人違反幕府禁令，登上美艦，希望能夠前往美國，汲取西學。培里將兩人送回岸上，他們立即向幕府自首。
吉田被押返原籍，關押在囚禁武士的野山監獄。他在獄中寫下《幽囚錄》，成為日後日本發展軍國主義的藍圖。同時又向同囚的十一個人講授《孟子》，宣揚他“尊王攘夷，開國倒幕”的主張。1855年，吉田獲准出獄，開設“松下村塾”，大量講授中國經典，也培養出高杉晉作、木戶孝允、山縣友朋、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維新的志士。
安政五年（1958），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經天皇批准，締結“日米修好通商條約”，國內輿論沸騰，井伊派老中間部詮勝入京都逮捕倒幕派志士。吉田企圖說服長州藩主政者，刺殺間部，結果長州藩反倒將他逮捕。他對幕府坦白招供自己的暗殺計畫，以及“尊王討幕”的主張。江戶奉行本來要判他流放外島，他卻認為：判“死罪”比較妥當。安政六年10月27日，吉田被處斬刑。臨刑前，留下辭世詩“留魂錄”：“縱使身朽武藏野，生生不息大和魂”，時年29歲。他的學生繼承了他的遺志，奮鬥不懈，最後終於達成他“倒幕維新”的心願。
王陽明思想傳入日本之後，廣泛流傳，形成了積蘊深厚的日本陽明學統，並成為武士道精神、大和魂的重要部份。很多學者都指出，日本近代以來能“立國維新”，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主要就是因為陽明學所提供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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