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古改新”與“典範轉移”
五四時期鼓吹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根本沒有能力區分傳統文化與其中“專制思想”的界限，反倒將所有的傳統文化都當成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所代表的那一聲“吶喊”，無非是要揭穿“中國數千年專制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以魯迅為首的作家所創造的其他文學作品，目的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效”，他們除了“民主”和“科學”兩個空洞口號之外，根本開不出任何一張藥方。可是，這種偏頗的意識型態卻為日後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鋪路奠基的工作，也成為台灣“419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礎。結果“文化大革命”在大陸演變成為“十年浩劫”。李登輝雖然喜歡吹噓他高中前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其實他對“亞洲價值”、文化和歷史的認識都極為膚淺。他在1994年掌權後，發動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所推動的“教育改革”，已經把台灣的教育搞得千瘡百孔。如今台灣的中、小學教育不僅已經變成“缺德的教育”，台灣的大學教育更是面臨“崩盤的危機”。李登輝對於這樣的歷史教訓毫無任何反省的能力，反倒洋洋自得地跑到他的“日本祖國”去吹噓他“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還想用他的餘生推動“台灣的典範轉移”，他究竟想把台灣推向什麼樣的境地？
殖民地的“國民”與“臣民”
從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日本從滿清政府取得台灣統治權後，便認為：台灣的土地及人民皆屬“日清戰役”的戰利品，土地為日本國的一部分，但人民則有區別。台灣人就是台灣人，不是日本人。在施政方面也有很清楚的區別。在台灣，日本人是“國民”，他們自稱為“內地人”，適用日本的“內地法”；台灣人則為“臣民”，日本人稱之為“本島人”，必須遵守總督的行政命令，亦即管控殖民地的“外地法”。在人民的權利與義務方面，對“國民”與“臣民”都有差別的規定。
日本人認為當兵是日本男兒的“本望”（願望），能夠光宗耀祖，非日本人不可當“日本兵”。殖民地的台灣人不是日本人，所以不必當兵。1937年“支那事變”以後，日本人開始推廣皇民化運動，在鄉間各地的公學校（“日支事變”後改成“國民學校”）組織“青年團”，由校長任團長，當過兵的老師任教官，每隔幾天就召集十五歲至二十歲的男女青年，實施軍事訓練及精神教育，並誘導青年入伍當兵。
二次大戰之初，台灣人仍沒有資格當“日本兵”，只能當“軍屬”或“軍伕”，到中國大陸華中、華南、華北各地，協助日軍作戰。“軍伕”必須身體強健，擔任炊事、衛生、搬運“兵站物品”等後勤工作。“軍屬”則大多為中學校畢業生，或高等部在學生，懂當地語言，擔任通譯、宣撫、或調查工作。
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逆轉，日本才開始在台灣徵“志願兵”，到南洋和海南島作戰。“日本兵”和“志願兵”的最大差別在於：日本人被召集者，在職服務單位要付本俸給其家族作生活費。台灣人是“志願兵”，不是義務兵役，所以服務單位不必給付家族生活費！
日本人從來沒有否認：在日據時期，他們是把殖民地的台灣人當作“次等國民”。可是，在前總統李登輝九月發表的新書“新．台灣的主張”中，他形容自己是“接受日本統治時代教育，並且成為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當年與哥哥志願成為日本兵，“一心懷抱著為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
“為日本祖國而戰”？
這本書有相當篇幅是李登輝自述的二戰回憶。李登輝說，哥哥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員，1944年在馬尼拉之役負責斷後，“不幸為國犧牲”。2007年6月7日，哥哥陣亡後的六十二年，他終於在靖國神社見到哥哥，“我由衷感激日本人將哥哥奉祀在靖國神社”。
不久之後，當全世界都在紀念並反省二次大戰結束70週年，兩岸中國人在日本戰敗投降70週年紀念抗戰勝利，台獨則公開紀念日本“終戰”、懷念皇民化。李登輝又投書日本右翼媒體，以他和其兄李登欽自願加入陸軍和海軍為例，說七十年前台灣和日本“同屬一國”，稱當時的台灣人“身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他同時指控，馬英九總統紀念抗戰，只是為了“騷擾日本”、“討好中共”。李登輝怪異的言論立刻引起台灣輿論的撻伐，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立刻表示：這是李登輝“個人的歷史經驗”，主張我們要“珍惜現在所享有的言論自由”，要包容不同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詮釋！
任何人都不難看出：李登輝的言論和“反課綱微調”並不是獨立事件。民進黨如果再度執政，一定會“改正爭議課綱”，並繼續沿用“自我殖民”的“現行課綱”，來清洗人們意識中的“文化中國”。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台獨派想搞獨立，也要在“文化中國”的土壤上，當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為什麼要像李登輝那樣的“自甘墮落”，自取其辱，當日本殖民地的“次等國民”？李登輝在他的新書中說：“在軍隊裡，有時被反覆摑掌，或被迫洗丁字布，但我並不記得有什麼特別嚴苛的待遇”。當時負責訓練的日本軍士官經常嘲笑台灣兵“人の嫌がる軍隊を志願して來る馬鹿も居る”(人人嫌避的軍隊，竟然志願進來當“馬鹿”)。李登輝願意以“馬鹿”自居(馬鹿も居る)，台灣人為什麼非得學他當“馬鹿”不可？這種精神上的“自我殖民”，哪裡還有什麼“台灣主體性”可言？
在國民黨“氣若游絲”的狀況下，為了對抗台獨修正史觀的逆流，台灣文化界的自救之道，就是仿效當年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組織“台灣精神重振會”，效法當年蔣渭水、林獻堂等先賢抗日的“台灣精神”，高舉“文化中國”的大旗，反對李登輝的“脫古改新”，和自我殖民式的“修正主義史觀”作長期的抗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2月號，總第21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