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家治理階段
新冠肺炎的疫情在1月20日之後，中共中央似乎感到事態的發展並不是原先的評估，特別是“人傳人”現象已經開始蔓延，是以由“習近平指示和李克強要求”〔12〕為標誌，代表中央開始以“公共安全”的嚴肅心態來面對和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問題，可以說中央已全面介入抗疫工作。
習指示“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組織各方力量開展防控，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李要求“落實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集中救治措施。加快查明病毒源頭和感染、傳播等機理，及時客觀發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科學宣傳疫情防護知識。做好與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國家和港澳台地區的溝通協調，密切協作形成合力，堅決防止疫情擴散蔓延”。從元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到3月初一個月多的時間，中共動用國家治理的方法，在習近平指揮、部署，李克強負責推行、實施的布局下，中共確實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優勢，習近平稱之為“新型舉國體制”。此一“新型舉國體制”是如何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呢？習近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所作的萬言講話，就十分清楚地描述了“新型舉國體制”在面對重大疫情事件的運作方式。
第一，在控制形勢，防止惡化方面：中共的做法是“定策略、抓重點、安周邊、保供應、穩社會、導輿情、友國際”，最終以“中國力量、中國精神、中國效率”使得中國境內的疫情卅天得到了有效控制。習近平對中共國家治理疫情的評價是“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經過艱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的態勢正在拓展。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採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13〕
第二是後續作為，分為繼續抗疫和經濟恢復兩部分：首先是堅決打好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科學調度一線抗疫人員並保障後勤，開展科研攻關，加大有效診療和藥品疫苗研發力度向其他出現疫情擴散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要完善疫情信息發佈，主動回應善意批評，認真聽取建議、依法制止惡意攻擊，切實維護社會穩定。
這一部分的效果，應該說是深受肯定的，如果中國沒有做好防疫那麽今天的世界肯定不是這樣，也許有人以為西方世界衹要像美國一樣，關門拒客，然而他們在中國的僑民要回國呢？事實上在外國也發現了未接觸中國的案例，因此中國大陸在疫情確定之後，所做的防疫措施絕對有為各國爭取了寶貴的抗疫時間和防疫的經驗。〔14〕
其次是有序地恢復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國大陸之所以能夠迅速控制疫情，得力於中國可以在同一時間很確實地全國按下“pause”（暫停），毫無疑問其代價無比巨大，習近平也承認“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會對經濟社會造成較大衝擊”，如今疫情的大爆發態勢已經被壓下去了，如何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自然成為中共防疫抗疫工作的下一章。顯然這一階段的任務更重，如果前一階段可以藉戰爭思維精確有效地達成一個目的，如今的任務，則是必須同時達成防疫和生產的兩個目標，而且兩個目標完成的手段正好相反。習要求“加大政策調節力度，把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充分釋放出來”，因此地方政府的責任更大更重，考驗也更艱難；習作出“分區分級精準復工復產”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穩定就業、完成脫貧、不誤農時，保障民生和穩住外資等指示，可謂任務十分艱巨。中共抗疫小組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間困難群眾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以屬地主義的原則做好各地各級政府的抗疫期間所有工作。〔15〕同時習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心、頑強奮鬥，堅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堅決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堅決完成這項對中華民族、對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16〕而這些雙重責任，自然也是由黨負責統籌推進，領導工作發展。
其三是對黨和領導幹都的要求，習的講話在這一節比較突出之處是反省幹部短處和制度的不足之處，佔了此節的約四分之一的篇幅，對幹部的部分，主要指責在抗疫中經受不起考驗的，提出要“嚴肅問責”，對緊要關頭當“逃兵”的要“就地免職”。對制度的不足，主要是“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存在的明顯短板，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今後要“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總之，中國大陸的疫情從去年年底發生，到進入二、三月之交時，就進入了新的階段，前一階段的地方治理，完全是被動應付，照章辦事，甚至欺瞞真相，誤導上級；最終導致地方政府面臨空前的公信力危機；中央接手之後，採取了若干霹靂手段，如火速建院，分級治療，網格化排查，社區化管理，全國對口式支援，於是疫情的形勢得以緩和，可以控制。是以在防疫方面，習在二月底就強調：“這個時候，必須高度警惕麻痺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鬆勁心態，否則將帶來嚴重後果，甚至前功盡棄。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定必勝信念，咬緊牙關，繼續毫不放鬆抓緊抓實抓細各項防控工作，不獲全勝決不輕言成功。”〔17〕另一方面則是恢復正常的國家發展狀態，如果中共的作為真正有效，到今年年底中國大陸同時做到“擊敗疫情”、“消滅貧窮”和“發展保6”的話，此時中共的幹部必須兩面兼顧，而兩面工作又是相互衝突，所以這不是容易之事，因為在中共的體制、機制下防疫和經濟是兩套不同的指導思想：
第一防疫抗毒必須隔離，經濟生產必須群聚。
第二防疫抗毒是戰爭作為的指導原則，經濟生產是市場作為的指導原則。
第三防疫抗毒主要依賴政權的能量，經濟活動有相當的部分依賴非政權可以掌控的市場。
第四防疫抗毒主要以國內為主，而經濟活動則涉及國際。
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這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政治制度，既表現出可以快速有效因應當前國家突如其來的重大災難，又可以快速有序地恢復國家常態，這種制度自然有其研究和模仿的價值。也對其他的國家是有意義的參照系。〔18〕
三、國家治理能力之評析
前文提到美國福山教授在“政治秩序”乙書提出良治社會應“以國家治理能力、法治、民主問責”三者為條件才能促進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得以不衰退；如果檢視習近平在中國大陸的抗疫鬥爭中所召開的會議，以及他對地方官員的追責的作為，福山會有何種評價呢？令人好奇。因為習在疫情中的表現，正好符合福山教授所強調的法治、問責和治理能力。
習召開的多次“常委會”，佈置工作，檢查工作，就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表現，特別是抗疫初期的決斷，之後抗疫和復產，發展和脫貧，不忘國際合作等多頭齊發，有序推動，應該是治理能力的部分，抗疫期間召開依法治國的會議，強調“依法抗疫”的重要性，這是以往在SARS疫情中、汶山地震救災中，或是其他重大災害的處理過程中，從未被強調的。至於在問責方面，中共在去年疫情發生之前，就發佈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19〕在抗疫期間湖北、武漢、山東、浙江、雲南、內蒙等多名官員因而被問責下台，尤其是湖北、武漢市的一把手同時更換，足見其問責的作為之效率。當然以上的作為，在福山教授看來可能並不是他所謂的“法治和民主問責”，因為福山所謂的“法治和民主問責”是建立在他所信仰的“自由民主”的“終極制度”之上，“法治”是為了同時限制政府的“權力”，以及個人的利益、自由凌駕他人之上；而“問責”則是進一步更加約束政府的官員，為自已的作為負責的辦法。所以福山的三條件，依然是在他的權力制衡的思考上去增強政府的治理能力，然而在“國家治理能力”條件的提出，應該是福山看到了近代的“民主政治”的缺陷，和人類政治的本質需要的相矛盾性所提出寄望。他在“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中，就說“相對於其他自由民主國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門(也包括兩大政黨所發揮的作用)在美國政府中的影響力過大，而受損的是行政部門”。〔20〕
而美國哈佛大學的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1954年11月30日－）也感嘆，要改變美國目前的頹勢，“美國政府可以採取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聯合起來，開始大規模更新國家基礎設施的項目。”〔21〕勞倫斯所說的合作是指美國的兩大政黨，但是迄今為止“分權”、“制衡”依然是民主政治十分重要的標誌。所以福山所希望的“國家治理能力”似乎一直沒有進展，而且川普執政的這些日子，兩黨的惡鬥似乎變本加厲：例如川普“指責新型冠狀病毒在美國蔓延，是民主黨‘新的騙局’，旨在損害他第一任期政績”。〔22〕再看看川普政權在因應新冠疫情的作為更是荒腔走板，令人驚訝！〔23〕甚至稱若美國死亡人數能保持在10萬或低於10萬的數字，則代表“我們都做得很好”。〔24〕反之，是美國人口四倍半的中國大陸，到2020年4月8日10時，纍計病例83,157，死亡病例3342，同一時日的民主國家美國纍計病例399,979，死亡病例12,912；西班牙纍計病例146,690，死亡病例14,555；義大利纍計病例146,690，死亡病例17,669；德國纍計病例103,228，死亡病例1,861；法國纍計病例78,167，死亡病例10328；英國纍計病例60733，死亡病例7,097，〔25〕這應該說是十分客觀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能力。按王韶光和胡鞍鋼的說法“國家治理能力就是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的實際能力”，〔26〕同時進一步指出三個指標：“一是以國家目標來評量國家治理能力，沒有清晰的國家目標，就是‘亂治’；沒有正確的國家目標，就是‘錯治’。二是能否如期實現國家目標，是國家治理的實際能力。三是運用國家治理能力是以國家制度為基礎。”〔27〕我們可以依此為架構，來描述中國共產黨的“抗疫”中國家治理。
大家都知道此次的新冠病毒對人類而言，是一種新的病毒，在最初的時刻大家還誤以為是SARS病毒，結果出現了錯誤應對方法。因此，認識此種病毒確定其危害性、傳播方式，才能制訂有效的預防、撲殺的方法，所以處理的方案比較滯後，應該是正常的、可理解的。中共的國家治理從元月20日開始，可以說起步並不晚。面對疫情，領導人的態度決定結局，在中共中央介入中國大陸疫情之後，就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掛帥指揮，這在中共的統治發展歷程也並不多見，毫無疑問這樣的安排，對內部而言，絕對具有最重要的宣示意義，肯定代表了黨中央最高度的重視。所以後來習也公開說有關新冠抗疫工作，是由他親自部署，親自領導的，從此一心態來看，與西方各國對待新冠疫情的態度可以說是天壤之別，由此就決定了最終各國對新冠疫情“治理”的結果。
再從治理的內容來看，可以分為目標確立、實踐方式與能力、目標的實現等三者：
首先是目標：中共中央“常委會”一開始的目標就是“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28〕把湖北省封閉之後10天，“常委會”就將全大陸的目標調整為“疫情嚴重的地區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區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時統籌抓好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特別是要抓好涉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重點任務”。〔29〕之後的幾次會議，目標基調沒有變，不過比重有所變化。應該說中共領導層級在行動一開始，以人民健康為首要，之後是生活保障，在此基礎上完成黨和國家目標-小康、脫貧；所以目標就十分明確，而且主次分明。
其次是實踐方式與能力：從實踐方式方面說：先是分為抗疫、防疫兩大部分，在“常委會”的第一次會議（2020年01月25日）就定下了三件事：第一、救治感染患者。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的原則。第二、依法科學有序防控。要做好疫情監測、排查、預警等工作，切實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第三要及時準確、公開透明發佈疫情，回應境內外關切。要加強輿論引導，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傳解讀工作，增強群眾自我防病意識和社會信心。要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國家和地區組織及港澳台地區通報疫情信息，加強合作、全力應對，共同維護地區和全球衛生安全。為什麽有第三的透明原則，應該是面對此一未知的病毒，中國單獨面對則可能有盲點、有遺漏，所以一開始就訂定了信息公開、一起抗疫的大原則。
再則有了目標，有了實踐的原則，當然是幹部去執行，全大陸各級幹部如何執行呢，在常委會的第二次會議（2020年2月4日）上強調：第一是執行抗疫、防疫的大原則：要堅持全國一盤棋。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堅決服從黨中央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做到令行禁止。第二是面對疫情防控在認識，必須理解到“不衹是醫藥衛生問題，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項工作都要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支持”。第三是如何體現抗疫、防疫的“全方位的工作”呢？“常委會”提出：“要加大科研攻關力度，查明傳染源和傳播途徑，密切跟蹤病毒變異情況；加強有效藥品和疫苗研發。”“保持生產生活平穩有序，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妥善處理疫情防控中出現的各類矛盾和問題，加強社會治安工作”，“加大對傳染病防治法的宣傳教育，引導全社會依法行動、依法行事。”又如果幹部執行不力又當如何呢？“常委會”的回答是“對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不力的，對不服從統一指揮和調度、本位主義嚴重的，對不敢擔當、作風漂浮、推諉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情節嚴重的還要對黨政主要領導進行問責。對失職瀆職的，要依紀依法懲處”。
在實踐的方法上，“常委會”以抗疫、防疫為中心，而輻射出全面的工作，讓執行的幹部在方法上也有重點，有主次，有順序，在此情況下，幹部再有虛與委蛇自然就是依紀依法懲處。從實踐能力方面說，即習近平所說的“新型舉國體制”，在整個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一“新型舉國體制”呈現了三種實踐能力：組織力，動員力和轉化力。
第一是組織力，組織力是指將一堆散漫、無序的人、物或概念、想法，轉變為有序的、邏輯的、系統的、功能明確的能力。在疫情被發現之後，中共中央立即在最高層級成立“中央成立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又向湖北派出“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導組”（中央指導組，又簡稱中央赴鄂指導組、中央赴湖北指導組），並在湖北成立“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這一系列的組織重建，使得上下通暢，新舊結合，強化指揮，統一事權的快速反應，使得中共政權免於陷入“塔西陀陷阱”，也使得中共指揮的抗疫、防疫工作，得以將應急的組織和平時的官僚科層相結合，這是平戰組織結合的示範，展現了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組織力。
第二是動員力，藉助中國大陸現代化過程中，不斷投入和完善的基礎建設，如網絡、電信、高鐵，交通建設，使得中央可以十分清楚自己國家的人力、財力，各種物資的分佈，量存的多寡，以及需求者，需求量，需求地，補給時間等都因為科技而清楚掌握，可以依照需求，有序地、合理地供給，我們在此次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戰“疫”中很快地看到中央成立相應的單位統一指揮，調動中國大陸的各種資源，有效有序地十天建醫院，全國徵醫、護，官民調物資，各省援鄂民，快速換領導，每日報疫情，網格化排查，社區化管理，不僅迅速彌補了武漢、湖北先前的漏失，而且在一個月左右控制了疫情，有序地恢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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