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轉化力，所謂“轉化力”是指我們在危機面前，不僅僅是處理危機，而且是如何以及多快能夠將“危（機）”轉化為“機（會）”，化“阻（力）”為“助（力）”。當然並不是每次的危機都可以轉化，然而在失敗中必然蘊含成功的可能性，關鍵還在於領導人如何處理危機。習近平在中央第二次常委會上就指出：“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要對公共衛生環境進行徹底排查整治，補齊公共衛生短板。要加強市場監管，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從源頭上控制重大公共衛生風險。”這裡包含了兩層的用意：一是藉疫情為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考試；二是將公共衛生這個短板“補齊”。對前者而言，不是就疫情看疫情，而是從治理能力來看疫情，也代表習近平對中共的治理體系的開放式信心，即疫情不可能擊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但必須“健全”和“提高”。就後者而論，“公共衛生安全”此一“非傳統安全”首次真正進入了中共中央的決策高層，果然在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中，就強調“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因此，有理由相信未來在中共中央層級中，建立相關的“工作領導小組”，或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之下，成立特別單位統籌“公共衛生安全”或“生物安全”事宜。
中共之所以能將危險的考驗視為天蠶蛻變的機會，應該是得力於其辯證思維的訓練。在中共的發展的歷史中，類似的事件已經屢見不鮮，這種從全局、從歷史、從變化的角度去理解、考察、觀察事件的可能發展，考慮如何捉住事物發展的規律，從而轉化為有利於己的時機，既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也是中華文化的傳統智慧。當然有目標、有方法、有能力也未必一定成功實現目標，然以此次的疫情為例，顯然中國共產黨的治理已經完成其階段性目標。因為從4月8日零時起，武漢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制措施。
其三是如期實現國家目標：2020年4月8日新華社正式宣佈：“經中央批准，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3月24日發佈通告，從4月8日零時起，武漢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制措施。”〔30〕事實上，在3月4日習近平主持中央常委會時，已經對中國大陸的疫情作出“總體形勢趨於緩和”的判斷，當然常委會也說到“境外疫情爆發，中國仍不能掉以輕心”的警告，〔31〕因而為了嚴防病毒的二次反撲，此次開放的武漢外出的乘客除了要具有“綠碼”，還需經體溫檢測，乘機前旅客還需完成個人健康狀況申報。〔32〕但是中國的抗疫防疫是成功地完成了預定的目標，這是毫無疑問了。
四、治理模式的短板
當然，在抗疫中，中國共產黨的治理模式是成功的，但並非完美的，其中在三個方面是比較突出的短板：一是政權與新媒體；二是地方的自主性及地方幹部的提拔；三是對重大趨勢和變故的預測、預警和預防的治理能力。
第一、政權與新媒體的新關係之安排：在此次“新冠疫情”事件中，執政黨的整體作為中，最受詬病的作為之一，應該就是政權與新媒體的關係。從“吹哨人”到“發哨人”的貼文，政權處理的方式永遠衹是機械式、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式地刪除、關閉，不僅無效，反而常常是增加點閱的良方。因為網絡的特點恰恰是衹要發出了，就決不是人工的刪除、檢索關鍵字的刪除可以禁得了的；而且鎖了境內，鎖不了境外，鎖住了眼睛，鎖不了好奇心，所以“禁、阻、斷”的手段，永遠是無效的、循環的行政作為，解決不了問題，我們相信無人不知道此一道理。當然，或許“擋”的做法，可以得計一時，其實這裡的“得計”，可能也衹是使幹部有“功”而已，長期而言，多半是無效的。前述“發哨人”的專訪稿刊出被刪之後，全網開始了接力賽，先是將文章黏貼複製到其他的平台，但存活的時間普遍很短暫，於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可以稱之為史詩級別的轉載奇觀發生，1繁文版、2反文版、3英文版、4火星文版、5盲文版、6倒文版、7亂碼版、8篆文版、9文言文版、10手繪版、11摩爾斯密碼版、12無字版、13最新豎排版、14德文版、15進制編碼版、16語音版等等這種史無前例的散發方式復活。所以作者說：“傳播本身已經衍生出來新的資訊，就是對‘掐哨者’的嘲諷和憤怒”。〔33〕其次是動用公安機關去訓誡在網絡上被定位為“謠言”的發文者。一般而言，公安、警察這種強力機構執行的對象是行動性的罪犯，至於“謠言”的處理，基本上應由原機構“闢謠”，以正確的信息對付謠言，其“犯”法部分由當事機構訴諸法律去解決，才是符合專業原則和合理處置原則。
事實上，在這一段時間裡，檢討此一部分的文章也很多，例如有人認為這是“對於全體中國人而言確實是一個黑暗時刻”；〔34〕也有人說：“此次疫情將政府系統內資訊溝通問題暴露無遺，不僅損害了當地政府公信力，也給社會帶來了很大損失。”〔35〕在網絡的言論，基本上有三個部分，一是資訊提供，二是假資訊或是謠言的散播，三是批評。一般的建議都是希望中共官方未來在資訊的發佈工作上可以“更主動、更及時、更全面、更透明”，〔36〕迫使網絡資訊衹能扮演“協助傳播”的角色。另外媒體也可能不想衹聽從官方的一面之辭，因此，從資訊再發出調查報導，這裡也可能有不同於官方的看法或意見，這一部分有可能以當前官方媒體在疫情時期，建立“破謠”的專欄，專門針對相關的謠言，及時作答，及時闢謠。另一部分是意見包容的問題。
三是政權對社會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的意見，或批評的意見，甚至是惡性、惡意的批評的態度，這是大家的意見比較集中的部分。然而，這並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特別是在中美衝突的背景之下，對中共而言，以其目前的存在而言，“輿論自由”衹是一個棘手之務而非緊急之務，所以改革的方式並不明顯，並不明確。不過我們細究習在防疫之中的講話，倒是數度提及：在1月25日的常委會中，習要求：“要及時準確、公開透明發佈疫情，回應境內外關切。要加強輿論引導，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傳解讀工作，增強群眾自我防病意識和社會信心。”〔37〕
到了2月4日的常委會中，習除了強調宣傳工作要“統籌網上網下、國內國際、大事小事”之外，也要求“要正視存在的問題，及時發佈權威信息，回應群眾的關切，增強及時性、針對性和專業性，引導群眾增強信心、堅定信心”。〔38〕2月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又強調了“要依法做好疫情報告和發佈工作，按照法定內容、程序、方式、時限及時準確報告疫情信息。要加強對相關案件審理工作的指導，及時處理，定分止爭。”〔39〕
最重要的是在大陸17萬人參加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習用了一段文字專門說明“新聞輿論工作有效性”，強調“要完善疫情信息發佈，依法做到公開、透明、及時、準確”。“要適應公眾獲取信息渠道的變化，加快提升主流媒體網上傳播能力。要主動回應社會關切，對善意的批評、意見、建議認真聽取，對藉機惡意攻擊的堅決依法制止。”從習的講話，可以清楚地知道，習是瞭解中國大陸當前的輿情狀況的；對假資訊、謠言，要加強對相關案件審理工作的指導，及時處理，定分止爭；對建議，則是分為“對善意的批評、意見、建議認真聽取，對藉機惡意攻擊的堅決依法制止”。而且在“中央成立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組織中，也安排了王滬寧（主管意識形態、文化、宣傳、輿情口的常委）為副小組長，可見對宣傳、輿情的重視。
但是問題還在於如何去判斷善意或惡意，誰去負責判斷，以及判斷之後是什麽單位處理。事實上，在新媒體時代，輿論如同市場上的商品，是以“供需法則”決定其去留，“需求”部分包含了兩大部分，一是需要（need），一是想要（want）。作為生物“需要”是有限的，然而作為欲求“想要”是可以無限的。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後，資本家聰明創造了“供給”的有限性，成功地刺激了我們的“想要”，而且從社會層面將“想要”變成潮流，從而成為人們的“假性需要”。以此現象來解釋新媒體的網絡市場時，我們就發現在媒體的網絡市場中，“輿論”絕非稀缺的商品，而是過剩商品。然而所謂“過剩商品”其實就包括了真資訊和假資訊，善意或惡意，正能量和負能量。而所幸的是人們在“資訊”的需求上，永遠是“前者”，〔40〕因為前者是“需要”，是人們在生活中遵行正確決定的全部基礎，而後者多半淪為無用的垃圾。因此，在資訊的競爭或鬥爭上，上述的前者與後者是不在一個等級上的商品，甚至我們可以說不論在平等或非平等的競爭下，前者均是勝家。除非前者有滯後、有隱瞞、有誤判，則後者必然乘虛而入。所以立足官方的立場，面對後者與其是不斷被動因應，事倍功半，收不抵支地加大工作成本，而且是傷及官方的信譽；實在不如主動、全面、及時地提供。當然這並不保證完全解決問題，但衹要官方資訊被市場信賴，政府的信用得以建立，則後者的問題就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解決，而無需使用政權暴力。對於新媒體資訊，政府不論對內部資訊管理，或對外部的溝通機制完善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表現。這是在疫情治理中，第一個需要完善的短板。
第二、地方的自主性及地方幹部的提拔：從中國大陸的官員在疫情中的表現來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顯然是出問題最大的地方，這裡包含了兩個問題，一是地方幹部處理重大變故事件的表現；二是制度上對地方政府的授權。
一是幹部的表現，然而到目前為止外界看到應對疫情的地方幹部都衹是湖北、武漢幹部為多，他們的表現自然不如人意，然而這些是否具有代表性，有多大的代表性呢？目前無法瞭解，但是習近平在疫情期間，則多次在講話中抨擊地方幹部在抗疫中的表現，如“不服從統一指揮和調度”、“本位主義嚴重”、“不敢擔當”、“作風漂浮、推諉扯皮”、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深入疫情防控第一線”、“疫情防控基本情況一問三不知”、“不作為、亂作為”。有的在防疫作為上“偏頗和極端”，在停產作為上“簡單化一關了之、一停了之”。到了2月23日的“17萬幹部大會”上，習更直白、更全面地指出“幹部政治上過不過得硬，就要看關鍵時刻靠不靠得住。總體看，在抗疫鬥爭中我們的幹部隊伍是好的，是經受住考驗的，但也有少數幹部表現不佳甚至很差。有的不敢擔當、不願負責、畏首畏尾，什麽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動；有的疲疲沓沓、拖拖拉拉，情況弄不清、工作沒思路；有的敷衍應付、作風飄浮，工作抓而不細、抓而不實，仍然在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有的百般推脫、左躲右閃，甚至臨陣脫逃”。當然“這些都是對黨對人民極端不負責任的，決不能容忍！必須堅決糾正！”〔41〕對此一定要及時問責，問題嚴重的要就地免職。而且“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情節嚴重的還要對黨政主要領導進行問責。對失職瀆職的，要依紀依法懲處”。
按習的說法，中共的地方幹部是出現了問題，而且問題還十分棘手，但是我們如果查閱九十年代之後的中共歷次黨代會報告，就會發現“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弄虛作假”、能力不強、信念動搖、奢侈浪費等見於“十八大報告”之前，本位主義、好人主義、宗派主義則見於“十九大報告”。換言之，這些是幹部的通病，衹是在重大突發事件中，幹部的弱點表現，就更加令人側目而已，其實這一部分中共在改革開放，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從幹部的晉用、選拔、考核的制度等方面不斷進行檢討，改進；習上台之後從官場文化進行更替，或許經過此次的考驗，或是再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客觀作出評價。
二是地方政權的自主性問題，在單一而且是中央集權的政體之下，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共這些地方幹部，都能按例治理自己的轄區。所以本文討論的“地方政權的自主性”，主要是在重大事故發生時的“自主性”，主要表現在中央介入之前，能有多少“自主性”，次為在中央領導下的“執行效率”的問題。
先說在重大事故發生時，地方政權是否擁有自主處理的權力，以中國大陸現行的央、地關係，地方政權在處理已知的突發事件，如天災人禍、暴恐襲擊、群眾滋事或是民族糾紛等等，這些事故大概中共的地方幹部都能主動應對，靈活處置，中央衹需給予必要的協助。然而，類似此次“新冠疫情”的發生，按規定公佈疫情自然不屬於地方，但在中央確認之前，地方政權除了呈報和等待之外，理應還有相關“不使形勢惡化”的急救性的措施，類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突發病患的急救一樣。在經歷過此次疫情之後，中共中央就應該有所思考，而不能放任地方政府無為地等待。習說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42〕顯然，建立地方在重大事件的“救急處置權”，是十分有必要的；從事後來看湖北、武漢政府如果能在12月30日一方面向中央呈報，一方面也能採取必要的處置，其後的疫災成本可能就小了許多。
其次是在舉國體制下地方政權“執行效率”的問題。在疫情中，即在中共中央介入後，許多地方幹部在“執行”上，也依然表現得不稱職，中共媒體指出了有三種地方幹部的表現是讓人完全無法理解的：一是公然搶劫：如2月2日大理市搶口罩事件。二是公然吹捧：3月6日武漢地方媒體《長江日報》報導的地方領導人的“感恩講話”。三是武漢青山區社區居民3月11日爆料，居民採購的政府平價豬肉，被用垃圾車運送。有視頻顯示，社區業主怒斥社區負責人：“你買了這些肉嗎？你吃了嗎？”事件在網上引發軒然大波。〔43〕
前二者是越位執行，尤其大理市幹部的作為，令人十分驚訝，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不是已經七十年了嗎？一個地方級別幹部怎麼會如此膽大妄為，確實有些匪夷所思，從中共的體制來看，大理地方幹部的做法，無疑是軍閥行徑，特別是對中央的統治權威的挑戰，尤其是如今相對強勢的中央，其中是否另有深層次的原因，令人好奇；如果衹是簡單的幼稚，那麽外界也好奇這樣的幹部如何得到提拔？總之，這不應衹是拔官的問題，而是幹部制度方面的漏洞。至於武漢領導人的發言，當然此一事實的真相仍待釐清，不過地方領導有此說法在中國大陸並不奇怪，衹是在“抗疫”之戰才取得初步成果，地方官員就急著阿諛表態，不僅是心態可議，而且也必然引起人民反感。事實上，此次在中國大陸的“新冠疫情”之所以控制得宜，習近平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確實功不可沒。然而共產黨的立場，應該感謝人民的合作，才會真正贏得人民的感謝，黨的領導衹要開口索“恩”，這就完全變味了。按習一再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要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出成績了，一定是首先向人民表示感謝，感謝人民對黨執政的信任，感謝人民對黨的政策、政令的配合，所以應該是“黨”感謝人民。
最後一種幹部之執行力從態度到能力，都令人懷疑，完全沒有理由成為幹部。說得嚴重些就是古代人民最為討厭、痛恨的“惡吏”，在國家奔向現代化治理的時代，這是理應立即淘汰、更不堪為用的“吏”。總之，疫情以來，中國大陸治理的短板之一，就是地方治理能力的巨大落差，而地方治理不足之處，造成巨大的治理成本的浪費，疫情之後，制度面和幹部的有效考核面，都有強化的空間。
第三，政權對未來可能的預測能力：當今的時代是“巨變”的時代，習稱之為百年未有之“變局”，這使得現代化的治理也變得更加複雜。而所有的政府由於身處變局，常困於紛繁的事務之中，是以每每困於當前急務，衹能不斷以短期性、時效性強的辦法加以應對。此種策略有可能出現兩大缺失：一是根本忽視了長期性的趨勢，在無法顧及長期性、趨勢性的情況下，短期措施有可能是逆勢而為，“飲鴆止渴”、“短期止痛”的結果可能平添了長期發展的成本，甚至是與趨勢背道而馳；二是無法預測在長期性的趨勢中的各種突發事故，從而也無法從容應對長期性的趨勢中的突發事故，由此而生成應急成本的增加，從而大大削弱了政府治理的能力，造成民眾對政府信心與信任的流失甚至是喪失。
從中共政權一貫的表現來看，似乎對“趨勢”的發展，比較有把握，特別由於中國的體量和中國的地位，已然可以依自己國家和民族之需求，去設計未來，所以中國大陸才能肯定而自信地宣稱“中國崛起之勢無人能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等。毫無疑問中國大陸的“變”，已經是當今世紀之“變”中的“自變項”，從當今的世局看，此一趨勢，也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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