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統一後台灣治理”的借鑑
從現如今的台海局勢，特別是台當局的挾洋謀獨的種種作為，加上美國在“一中原則”上的瘋狂挑釁，兩岸關係已經是危如纍卵，隨時都可能出現意外的衝突。大陸民間的輿論普遍希望中共當局立即採取斷然措施，儘快解決，儘早解決，以免夜長夢多、節外生枝。中共中央雖然沒有採納民意，但也沒有禁止民間要求“立即統一”的輿論；而是在不斷展現“國家統一”的“戰略自信”“戰略定力”之餘，透露了國家的高鐵通台北的“交通規劃”，以及持續引導輿論專注統一後“台灣治理”的面向。應該說，從以往對台政策的討論，轉移到統一後治台方略的討論，這是中共佈局“和平統一”的重大一步。代表中共尊重歷史經驗，學習歷史教訓，吸取歷史智慧，完善台灣治理的決心。
從統治的角度來看，管理一個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地區，是一道很難的政治考驗，然而對中共而言，在當代歷史中有三個相似的經驗可以借鑑：
一是國民政府1945年收復台灣，國家統一的教訓。
二是中國共產黨治理新疆和西藏的經驗。
三是香港1997年後，以“一國兩制”的方案，回歸祖國的經驗與教訓。
首先是國民政府在收復台灣議題上的教訓。從現今的文獻來看，國民政府是在1943年蔣中正指示在中央設計局內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以此作為規劃收復台灣的機構。很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佈無條件投降。從國民政府後來的接收情況來看，國民政府的接收工作，顯然立足在對台灣的人民、台灣社會以及日本殖民遺毒完全不理解的情況下，從而把“統一工程”窄化為“接收工作”；基本上僅僅視為物質清點、日俘遣返、換人統治，而忽視不見了收撫民心才是重中之重。因而，光復不足18個月就發生“228事件”，以至於其後不論蔣氏父子對台灣現代化作多少貢獻，中國國民黨迄今依然身負惡名；這必然是中國共產黨推動國家完全統一，必須深以為惕的歷史教訓。
換言之，統一工程的順利是建立在從台灣理解台灣，從台灣研究台灣的基礎上。收人心，安民心是統一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減民利反增其利則人心歸，依法而治民有所循則民心定。從此一角度理解，當前北京引導大陸輿論討論統一後之台灣治理就是十分關鍵的一招。所謂“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開始關心、注意，自然而然辦法就多了，出錯的可能就小了，有利於統一之後的長治久安。
其次是中共的少數民族治理經驗，其中特別是治疆、治藏。因為雙方之間不僅沒有國家認同，沒有民族認同，沒有文化認同，沒有宗教認同，而且意識形態方面甚至存在一定的敵對性。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中共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尊重少數民族生活、習俗的傳統，同時也加強了少數民族在普通話作為國家統一語言的情況下，保留、使用和發展民族文字、語言的權利；在國家法律的規範下，信仰宗教的權力；另一方面大力發展疆、藏的經濟，並發動全大陸的各省市、機關、院校對疆藏進行對口支援。當然，過程中並不可能一帆風順，加上不同的外國勢力的介入、收買和煽動，所以無論在西藏或新疆，都出現多次的動亂，在新疆更出現多起恐佈分子的攻擊事件，面對類似的社會暴亂，中共也出動武裝力量，快速有效而堅決地控制局面，恢復正常作息。時至今日疆、藏地區局勢穩定，政治安全，社會有序，經濟發展，民族和睦等方面均大有進步。我們認為中共在疆、藏地區的治理過程中，必然積纍許多寶貴的經驗，肯定有益於統一後，因應台灣治理的各種情勢。
其三是香港回歸的經驗和教訓，香港回歸迄今25年，其中最寶貴的經驗是“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已被實踐證明是極其成功的處理國家差異地區的“統一模式”。但是最深刻的教訓就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2021年3月18日於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中美會談中，訓斥美國政客所說的“我們把你們想的太好了”，我們忘記我們是和海盜、流氓的後裔打交道，而他們的政客身上最大的特點就是“祇講利益不講道義”。
1984年北京承諾將“一國兩制”的構想先在香港實施，鄧小平承諾香港回歸後，原來制度保持50年不變。當時香港制度是什麼樣子？是英皇派總督全權管理香港，英國人統治時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軍隊三大權，說一不二。香港人民沒有選舉權。香港社會不可以反英，香港人民的示威必須得到港警批准。
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的陳佐洱在2019年寫過《香港永不再離開祖國母親的懷抱——回眸回歸前中英談判的台前幕後》乙文，②揭露了末任港督彭定康的亂港陰謀。另外網路也有一篇名為“請回答1997：英國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 ”③的文章。綜合其內容，港英政客彭定康的劣行，大致如下：
一是在政治方面︰1992年推出所謂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要內容是行政、立法兩局分家、總督不擔任立法局主席、以立法制約行政、降低投票年齡、所有區議員都由直選產生。立法會由70名議員組成，其中35名經地方選區直接選舉產生，其餘35名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論者認為：把行政權分給了政務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變成獨立於政府的“立法會”。權力一分之後，香港回歸設立特首時，想建立統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難萬難了。
在英國人統治香港的上百年間，他們從來沒有給過香港人所謂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們卻突然“好心地”給了香港“民主”。
二是在社會方面：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變“開明”了，他們宣佈解除社團限制，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註冊，也不再取締任何組織。
等到香港回歸後，“香港外國記者會”就拿著英國人當年臨時改的條例為依據，屢次邀請藏獨、台獨分子來演講。
1996年底，距離回歸祇剩下7個月了，港英政府卻突然改了規矩，以後誰再想暴動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請了，而且想在哪兒搞就在哪兒搞。其目的何在，不言而喻。顯然，回歸後，香港地區的暴力示威，都是彭定康惡意種下的禍根。
三是安全方面：香港回歸前，香港警隊中有一個叫“政治部”(Special Brunch)的單位，專門負責特務活動，直接隸屬於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為了幫助英國控制香港政府，每年都組織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來培訓，教這些人如何監視手下，讓他們定期向英政府彙報工作。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時，香港政府裡的大多數官員，已經都在政治部工作過了。這些留任的官員裡的一些人，其後成為專門給北京在港治理方面添堵的暗栓。
四是財政方面：1989年不向中方作任何通報，突然拋出了一個跨越1997年、耗資達1247億港元（一說2000億港元）之巨的“機場及港口發展策略”，動用幾乎所有財政儲備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舉債，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錢流向英國。在此情況下，彭定康之流還在大肆掏空香港財政，從93/94財政年度起福利開支便迅速上升，五年間在經常性公共開支中，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增長竟達66.5%。
其實，英國這個海盜民族在全世界各地被迫離開自己的殖民地之前，總會習慣性地給當地埋點雷。比如，英國離開中東、印度之前，把中東、印度分成了許多彼此仇視的國家，使之在英人離開後，陷入內鬥、內亂之中，一方面使殖民地人民懷念英國的殖民；另一方面使殖民地的統治階級不得不繼續依賴英國。香港不得不交還中國之後，英國這個海盜民族就一直思考如何醜化香港回歸後必然悲慘的宿命，以及如何保證中共統治香港後必然麻煩不斷；然而，從香港回歸到2010年之間，英國的努力雖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並沒有使香港真正衰退，以至美國《財富》雜誌於2007年7月號發文認爲在經歷了金融風暴和SARS侵襲後的香江浴火重生，今時今日的香港依然堅守著亞洲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6月28日，《財富》在最新一期雜誌上發表文章《OOPS！HONGKONG IS HARDLY DEAD》(哎喲，香港根本死不了)，在正文開頭第一句即承認：“啊，我們錯了！”④
但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美國對中國有了戒心。中國崛起的速度讓美國驚訝，而且憤怒，於是英美兩惡聯手，狼狽為奸，藉香港的“修例風波”之機，利用香港的“一國兩制”殘留的方便性，和少數被殖民化的反華精英，蠱惑香港不滿現實的青年發動“顏色革命”、製造社會動亂，甚且妄想引發“港獨反中”的鬧劇。所幸中共運用了法律手段，和平而順利平息了暴亂，並逼使英美等邪惡勢力不得不撤離香港，香港終得實行真正的、全面的、理性的“一國兩制”，為“一國兩制”的構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環境和良好政治生態。
而中共在多次與英美等國正面較量之後，必然更加理解到資本主義國家的顛覆伎倆和對抗的決心，而下一個戰場顯然地就是台灣，如何將上述的教訓和經驗總結，整理、形成統一後治理台灣的“一國兩制”的理論和政策，以便更加成功地形成台灣方案，便是如今啓動研究台灣治理的重要任務。這一步走好了，統一工程也就成功了一半。
具體而言，國民政府的治台是準備不周，研究缺位，人才不足，事權不一，內鬥不已。所以中共為了未來有效治理，除了從80年代起就陸陸續續在大學，在相關機構成立研究單位，培育人才，而且長期交流，亦能深入瞭解台灣社會，這對未來的成功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如今又引導眾議，廣開言路，共謀善治之策，必然可以避免重蹈覆轍。
在治疆、治藏的經驗中，強調一國之內的自治權利，既維護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又尊重了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自主性與宗教信仰的差異性，同時又大力協助少數民族現代化發展，使之在物質的發展上不致差距懸殊、造成人為的不平等；辯證地處理了複雜的民族矛盾。這一經驗未來運用在治理台灣議題上，“強調一國，尊重差異”，使得台灣同胞真切地感受到不僅僅是作為台灣人的光榮感，更能體會到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和安全感。
在香港的一國兩制實施的方案中，理解到“一國兩制”的“兩制之不變”，必須建立在“兩制”對“一國”的尊重，沒有一國，就勿須兩制；換言之，統一後，台灣方案的“一國兩制”，一定是有變，有不變。那些屬於“國”的機構，代表主權的機構，一定變而且是立即就變，該拆的拆，該裁的裁，該併的併，該改的改，該降的降；這一部分不是協商的議題，而是執行的議題。其次由港亂所產生的新認識，如教育和選舉方式，地區版的國安法，應該協商後必然要改的。當然，台灣畢竟在日本殖民統治和後來美帝間接殖民下，已逾百年，有些人其殖民性格深入基因，可比亂港分子；加上美、日在台均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因此治理台灣的問題，對比香港回歸在治理人才的培養上應該擺上日程，如何清楚地分辨台灣人民合理的需求，和部分台灣人民心理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情結；如何認清外國勢力在台的合法行動和非法滲透，都是治理者不可忽視的課題。否則統一之後，便不易長治久安。
同時，大陸社會熱議統一後台灣治理，亦是一種對群眾的社會教育，也讓大陸同胞事前就能理解治台的方方面面：有利的條件，未來可能的困難，必須的治理成本和北京的事前預備等等，避免大陸同胞對治理台灣抱持某些固定的成見，造成不必要的治理壓力。所以鼓勵大陸熱議統一後台灣治理，本身就是和平統一政治工程不可或缺的一環。
四、結語：統一對中國崛起的意義
中國統一大業，從中國歷史來說，是一種鐫刻在中華民族血液中的基因，是中國人必須完成的使命；從當代中國崛起來說，是一項中美博弈中必定需要超越的課題，否則中國就絕對不能是沒有焦慮的崛起。從未來中國人而言，也是這一代中國人可以一次交出的、唯一不變的、勿需後人再作增減的時代答卷和政治答卷。
因此，無論如何中國都必須完全實現國家統一，從鄧小平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案以來，彰顯中國不僅僅是必須統一，更加重要的是真心實意地追求“和平統一”。“和平統一”是偉大的政治工程，所以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所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直為此努力不懈地推動實現。
“和平統一”是終結中國歷史分分合合歷史循環的終極答案。“和平統一”是建構國家長治久安、治而不亂的政治基礎，所以完成國家的和平統一是中國歷史的新起點。
“和平統一”是台灣人民生活幸福的轉折點，祇有國家和平統一，才能讓台灣人民真正理解“國家安全”“民族尊嚴”對人民生活幸福的根本意義。讓台灣人民真正體會國家崛起對民族心理健康的真正作用。
更重要的是國家和平統一，將完全改變台灣在中國政治地緣的角色。台灣地位從清朝以來，一直被視為“孤懸海外”的邊疆小島，“江南四省之左護”，然而統一之後，台灣地位必然轉為未來中國海權發展之先鋒。反之台灣仍將容易為帝國主義所惑、為台獨分子所綁架，不斷滋事，深困中國於“第一島鏈”之中。
所以當今中共並沒有以“武統”做主張，也絕沒有“武統”的規劃，中國的“武力”祇用於“反分裂”，祇用於“清除國家統一的障礙”，如台獨分子以及外國干預統一的勢力敢逾越紅線，必然迎來全面痛擊。準此，贊成統一者應該用“武力反分裂”“武力清台獨、清外力”，而不應有“武統”乙說，也不應用“武統”乙詞。
註釋：
①國台辦副主任：統一後 台灣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https://udn.com/news/story/7331/5854167，2021-10-30，聯合報/記者林則宏。
②暗戰！英國人想在香港埋這個雷，https://twgreatdaily.com/YeLvCGwBmyVoG_1Z5XdB.html，2019-07-08，上觀新聞。
③請回答1997：英國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http://news.wenweipo.com/2019/07/14/IN1907140031.htm，2019-07-14。
④美國《財富》雜誌就香港已死言論道歉，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1/035313347797.shtml，2007年07月01日，東方早報。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3月號，總第29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