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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 |
中評社╱題：兩岸“融合發展”如何創新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摘要】從兩岸“融合發展”的角度看，當前疊加變局的狀態直接摧毀了“融合發展”的“需要動機”“融合方法”。由於變局的狀態持續的時間太長，而且何時可以結束，也無法預測，因此，兩岸都需要尋找發展的新可能，故而融合的動機開始出現變化。在此情況下，首先兩岸“融合發展”的方法必須相應調整：在動機方面，必須從大局變化的趨勢和未來發展性強化其動機，同時必須提供現實邁向未來必要的協助，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十四五規劃”有關“經濟融合”的設計，基本上也是依未來形勢的需要而規劃。然而，俄烏衝突形成的能源、糧食影響當時不可能有所預估，比照此一形勢，我們在兩岸“融合發展”中，必須將兩岸關係驟變的因素計算其中，依目前的台海形勢來看，兩岸關係驟變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其對兩岸融合的影響是心理面、精神面的，因此不能沒有預案。
一、兩岸“融合發展”的提出與文本
“兩岸融合”的倡議最早是2014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福建宸鴻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與部分台資企業負責人座談時，首次公開提出兩岸“融合發展”的概念，他説：“兩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脈相連，文化相通，沒有任何理由不攜手發展、融合發展。”①之後，在大陸“十四五規劃”中，對兩岸關係是有明確論定的，其第十八篇六十二章《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中這樣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以兩岸同胞福祉為依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高度警惕和堅決遏制‘台獨’分裂活動。
第一節，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持續出台實施惠台利民政策措施，讓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參與大陸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支持台商台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進兩岸金融合作，支持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在大陸上市。推進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平潭綜合實驗區、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等兩岸合作平台建設。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加快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
第二節，加強兩岸人文交流：積極促進兩岸交流合作和人員往來，加深相互理解，增進互信認同。推動兩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交流合作，促進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共享，支持兩岸鄰近或條件相當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促進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和創新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兩岸基層和青少年交流，鼓勵台灣青年來大陸追夢、築夢、圓夢。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同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維護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致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②
以上的描述在兩岸“經濟融合”部分十分明確，但在第二段的社會、人文方面並沒有使用“社會融合”“人文融合”的說法。但是細讀兩段文字的內容，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完全按“十四五規劃”，兩岸的“社會融合”“人文融合”也必然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今面對新冠疫情與俄烏衝突的雙重困局，兩岸融合發展應如何突破，本文希望對此作嚐試性的探索。
二、融合的前提
“融合”一詞在社會科學中使用時，多半跟隨在某個範疇之後，例如經濟融合、政治融合、社會融合、文化融合、語言融合、民族融合、心理融合等，或用在跨界之間的合作，例如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軍工企業與民營企業融合，從其目標看都是希望將不同的相異之體，逐漸使之趨向相同、相似的進程，並因此得以擴大自我，但是其過程、方法和結果則往往具有相當的差異，以“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為例，旨在推動製造業、服務業、農業等傳統產業的生產、品管、銷售等工序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穩定產品的質量，擴大銷售的時效，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③其過程、方法和結果往往可以在短時間裡看到效果。
至於“軍工企業與民營企業融合”則是十分複雜而且不易成功的融合，有媒體指出，企業在實際參與軍民融合創新的過程中，依然面臨很多現實挑戰，企業形象地把它歸納為“一個谷、兩道門、三個迷”。“一個谷”是指“很多軍民融合小企業活不過3年”。“兩道門”指的是軍地之間存在“玻璃門”：需求與技術單邊透明，企業不知道軍方真實的需求，和“彈簧門”：民參軍企業在遇到問題需要協調時，不知道找誰解決。“三個迷”：就是概念迷惑、需求迷茫、技術迷霧。一些企業和地方在發展軍民融合時沒有吃透“內生需求、真實需求、系統需求”；缺乏對創新技術的鑑別，大量技術成果是碎片化的，離應用有相當距離。④足證“軍工企業與民營企業融合”門坎很高，其困難程度相當複雜，決不是一般的“融合”可以成功的。不過這種“融合”，過程雖然困難，但一般而言，還是比較單純，因為主要是“利”字當頭，大家合則為、不合則罷。也不致有後遺症。
再看經濟融合、政治融合、社會融合、文化融合、語言融合、民族融合、心理融合等也各有難易之處，基本上均有賴政府政策、民間意願，社會精英、市井百姓，共同有心，則過程相對平和、困難也容易克服、成效也有效顯現，例如“經濟融合”一般由現實利益驅動，往往是民間先行，帶動社會交流、政治交往，在相互往來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社會融合的條件，並強化文化、民族、語言、心理等方面的“融合”。
另外“融合”也可以是強制的，特別是在戰爭之後，勝利者對失敗者的統治需要，則運用政治強制力，推動統治者的制度、價值、語言等，最終同化了被統治者，這也是一種融合。
從而我們可以歸納出在相異主體之間，形成“融合”的必要元素:
第一、“融合”需要動機去觸發，才會啓動：易言之，就是“利益”，當然可以是有形的“利益”，也可能是無形的，動機在政府就產生政策、法則；在個人就生成行動。
第二、“融合”的方法是“交流”“接觸”，不論是自然的、自願的“融合”，或是強制的、被迫的“融合”，“交流”“接觸”作為方法也不可或缺。不“交流”、不“接觸”，永遠不可能“融合”，“交流”“接觸”自然是依據上述的法律、政策去執行。
第三、“融合”需要時間，不論是自然的、自願的“融合”，或是強制的、被迫的“融合”，都需要時間去完成，而且是相當長的時間，尤其是文化融合、民族融合、心靈融合等更是幾代人的功夫。而“融合”之後，就與原先有所不同了。即使是強制“融合”，強制者本身也不可能完全不受被統治者的影響，換言之，“融合”的結果是各方均受影響。
三、兩岸融合發展的困境
按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兩岸的融合發展，似乎衹有“經濟融合”呈現一枝獨秀的狀態，主要是兩岸不論政、商都有動機：對北京當局而言，上世紀有自身發展的需要，台灣業界有轉型需求，新世紀後，北京有民族復興的政治需求，台灣當局有經貿出超的經濟需求。所以，儘管台獨政權在政治上不願意，但經濟上擋不了，也不能擋，更不會擋，兩岸的“經濟融合”呈現出與兩岸政治敵對完全相反的發展方向。
至於“社會融合”、“文化融合”則表現為大陸各級政府、各地官民無不全力支持，積極推動，但是台獨政客則是大修法律，恐嚇交流；以行政手段壓制交往；操縱輿論，仇視交流；修改課本，崇洋媚日，篡改歷史，毒化學子，不僅減少這一代的交流、交往，而且改變台灣下一代的兩岸關係從民族間的交流，變成民族認同的代溝，將兩岸之間的矛盾性質徹底改變。故而兩岸之間的社會人員交流、文化交流，雖然也一直沒有中止，人數方面也年有所增，但是兩岸之間“社會融合”、“文化融合”，卻呈現出“一面倒”的現象，交流交往呈現重複化、內捲化的現象十分普遍。
兩岸“融合發展”近年以來遭遇的最為嚴肅的問題，還不僅僅是台獨政權的惡意阻止，而是“新冠疫情”。疫情的爆發，迄今已近三年，從傳染的勢頭來看，頗有歷久不衰之勢，其影響人類是全方位的。影響兩岸“融合發展”不僅僅是“全方位”，而且就像被染上“新冠疫情”的患者一樣，痊癒之後，還有後遺症。這三年兩岸幾乎停止了所有的人員交流交往，所有實體會議幾乎全面停開，旅行觀光都禁止了，班機停飛了，原本的渠道暫停了，原本交情凍結了，有些人事也更動了，再等恢復到以往的榮景，則至少也須要二、三年。換言之，前前後後就是六、七年之久，所以再啓兩岸“融合發展”，又是全新的開始，我們必須嚴肅評估此一現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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