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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分為二”到“二合為一”才是圓融和合之道。 |
中評社╱題：兩岸本屬無法分離的同源共流關係－－從“一分為二”到“二合為一”的“兩岸和合論” 作者：何俊元（台灣），中國青蓮黨主席，《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6月號（總第222期）
今年1月16日總統與立委大選結束，51.96%（757,383）的台灣人民以選票選擇政黨輪替，賦予民進黨完全執政機會，印證從太陽花學運開始，台灣的政治型態早已悄悄變化，最無權利的個人集結成最有力量的人民，進而影響政治領導，但也突顯新世代年輕人，陷於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詭譎糾纏之中。蔡英文領導的新政府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必影響台灣未來及下一代去從。
包容於“中國認同”之中的“台灣認同”
兩岸開放交流以來，雖在經濟、文化方面獲得積極進展，拉近兩岸人民距離，但兩岸面臨的政治定位，卻是分裂國家最難解決的問題，於是“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又成為拉開兩岸距離的魔咒；這種衝突對立，究竟是政治人物操弄的“族群情感”結果？還是真實民意？中國認同是什麼？台灣認同又是什麼？在辯論未休前，台灣新世代年輕人的自我認同，早淹沒於各種意識形態的陷阱中。惟有“真相”是破除迷思的最佳利器，我們深感對下一代的責任，故必須積極追尋真相，為兩岸下一代指引正確的道路。
“一個中國”的意涵。中國自夏禹之後延續四千多年家天下的專權皇朝概念，故在中國歷史中會不斷更改國號，代表不同朝代，因此中華民族所認知的“中國”，係自夏、商、周以降到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統合，其中有如秦、漢等統一政權的朝代，也有如春秋戰國、南北朝等群雄分治的朝代，但不管朝代更迭、不管政權統一或分治，均只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更換而已，中國一直延續且不變。故1912年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以及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更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影響中國一貫存在的事實，從“中國”的延續性來論，因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使“中國”土地出現兩個地區：中國大陸地區及中國台灣地區；兩個分治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這是歷史發展事實中無法否認的“一個中國”定義。
“台灣意識”所認知的“台灣”，最早可溯自近四百年以來的台灣移民史。台灣歷經明清時期大規模的漢人移民（客家、閩南人），到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帶領外省人移民而達到高峰。據2016年3月官方最新統計：台灣人口總計23,496,813人，其中閩南人約70%、客家人約15%、外省人約13%、原住民族2.3%、及取得國籍的外裔新住民0.4%。證實台灣97.3%人民，其先民是先後自大陸移民入台的漢人，故兩岸人民幾乎可以界定為一個包容有2.3%原住民族的歷史中國：相同血緣、相同歷史文化、比鄰的地理位置。之後隨著兩岸不同的歷史經驗，台灣依其自然和人文環境而發展出台灣特色文化，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漢民後代來說，台灣是孕育生長的土地，故“台灣認同”有其必然發展方向。雖然如此，中華民族崇尚儒家孝道，清明時節家家戶戶掃墓祭祖，其“慎終追遠”的傳統即具有緬懷感恩先人及文化傳承下一代的雙重意義，因此包容於“中國認同”之中的“台灣認同”，才是依據完整歷史事實而順應自然的多重認同，對台灣人民來說，是符合歷史情感的，不能刻意窄化台灣認同等於台灣獨立。
台灣族群對立始於移民時期
是為搶地盤不是為台灣獨立
台灣移墾史是一部族群競爭的社會史。近四百多年前，隨著不同時期的漢人移入，台灣各種分類械鬥不斷，如原漢械鬥、閩客械鬥、漳泉械鬥……等，均根源於生存資源的爭奪。國民黨撤退入台灣，因新移入的少數族群（外省人）對未來的焦慮不安，及為確保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政治正當性，於是又開啟另一個族群爭奪。白色恐怖、228事件都是當時時空背景下，造成台灣內部族群撕裂的慘痛歷史傷害，令人沉痛的是傷痛不僅無撫平，反而被政治人物反覆操弄為政治動員的籌碼，將受害人扭曲為“台獨受難者”，使台灣的族群問題陷入泛政治化的危機，只為給予支撐台獨言論的理由。
事實上白色恐怖時期，台灣實行的是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為鞏固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故採取一連串的意識型態改革制度及意識型態教育方式。這種偏頗、以一概全、不尊重其他族群歷史文化存在事實的作為，終於埋下今日國民黨永遠解釋不清問題的遠因。如今在青年世代欲追求真相的單純訴求下，再度被某些政治人物操弄成泛政治化問題並加以煽動，結果是政治人物從中牟利，人民卻付出社會不安、經濟停滯衰退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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