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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具有獨特地位和重要功能 |
中評社╱題：“一國兩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的保持與兼容 作者：徐靜琳（上海），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具有獨特地位和重要功能。長期保持普通法制度，就有一個普通法制度與新憲制秩序相適應和兼容的過程。由此，需要厘清“一國兩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原則與邊界，應對香港普通法制度的挑戰與適應，著力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兼容與完善。依托“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香港普通法制度具有寬廣的發展空間。
法治保障是香港最為突顯的比較優勢，也是香港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在中國主體傳承大陸法系的體制下，香港的普通法傳統獨樹一幟。這個被稱為“連通外部世界法律秩序”的普通法制度，成為香港長期保持其國際金融中心、最自由經濟體的保障基石。香港回歸以來，在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治生態下，“一國兩制”得以有序運行，應該說，法治起了基本的保障作用。然而，延用的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在回歸後遭遇了一系列挑戰，其中有普通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問題，也有普通法與全國性法律的銜接問題，以及普通法與新憲制秩序的磨合等問題。
習總書記在去年7.1香港講話中兩次提到“保持普通法制度”，這充分表明，普通法制度對於香港的以往和未來所具有的獨特地位和重要功能。長期保持普通法制度，就有一個普通法制度與新憲制秩序相適應和兼容的過程。因此，在“一國兩制”下，如何融入中國法治體系，如何為特別行政區發展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成為香港普通法的新使命。
一、“一國兩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原則與邊界
由於歷史的原因，普通法傳統成為香港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調整社會關係的法律基礎，也構成了香港司法判決的基本原則。普通法不僅表現為判例法的一系列規範，更是一套體系和法文化傳統。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由判例法發展而來的普通法具有細膩而靈活的特點，也逐漸暴露出不足之處，包括程序繁瑣、拘泥於經驗以及對域外法的兼容等問題。
香港基本法賦予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領域的充分授權。與之相關的概念是“司法獨立”。普通法奉行的“司法獨立”，一般可以理解為三層意思：法官獨立，不受其他人干涉；法院獨立，不受其他機構干涉；司法權獨立，不受行政權干涉。那麼，“一國兩制”下的“司法獨立”可以完全不受制約嗎？或者說，“司法獨立”可以游離於現行憲制秩序嗎？由此引發出以下基本問題；
首先，在“一國”的前提下，在人大立法體制的政體框架下，中央立法與特區司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從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理解，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有邊界的，那就是由國家授權并在國家監管下的高度自治權，香港的司法權同樣受到國家主權和國家政治體制的制約。因此，關於中央立法與特區司法的關係，香港基本法第158條作出了明確規定，即在涉及非特區自治範圍案件（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基本法條款解釋時，香港法院應當遵循“請人大釋法”的原則和程序。2011年關於“剛果（金）案”的人大釋法，很經典地詮釋了這一規定。在這起國際仲裁裁決的執行案中，在香港是適用絕對國家豁免權原則，還是限制國家豁免原則？非常明確，外交權屬於中央直接管理的事務，終審法院按照第158條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人大釋法”之後，終審法院也必須以“釋法”為依據進行判決。
其次，在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下，香港的司法與立法和行政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香港基本法確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新型的特區政權組織形式，集中反映了行政長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的權力配置及權力關係，其內涵可以概括為：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相互制衡、相互配合，司法獨立。在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權力體系中，行政長官處於核心地位。行政長官不僅代表特區政府，更代表整個特區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包括對司法機關負有監督執行基本法的職責。在特區權力機關的關係中，權力制衡原則同樣適用於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關係。因此，司法獨立并不意味著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在行政主導體制下的司法獨立，同樣反映了行政長官的優勢地位以及行政、立法對司法的制約。新憲制下的香港“司法獨立”，衹能在“一國兩制”之下獨立行使司法權，普通法的司法解釋不能超越憲法和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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