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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歷史地、發展地、全面地、辯證地看待台灣青年群體。 |
中評社╱題：台灣青年政治參與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影響 作者：劉國深（廈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教授
2014年的台灣局勢演變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不啻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去年3、4月間，台灣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反對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團體發起“太陽花”抗爭運動，台灣的“立法院”被反對人士長時間佔據、“行政院”大樓也受到衝擊，甚至發生了流血暴力事件。結果迫使馬英九當局接受“擱置審查、先行制定兩岸簽署協議監督條例、之後再重審兩岸服貿協議”的政治安排。馬英九當局的大陸政策嚴重受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步伐受阻。“太陽花”運動的政治效應甚至導致國民黨在2014年底的台灣“九合一”選舉中遭遇慘敗。對於台灣政局的激烈變化，中國大陸輿論界出現了質疑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的言論，甚至有線民要求“放棄幻想，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由於台灣部分青年群體在抗爭事件的過程中、在“九合一”選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加上台灣媒體一波波“台灣人越來越不認同是中國人”的“民意調查”結論，涉台研究人員也開始對台灣的政治發展走向感到憂心。如果說兩岸簽署各種交流合作協議、國民黨推動的兩岸交往政策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內容和政治基礎，那麼，“服貿協議”的受阻、國民黨的慘敗、台灣青年群體在政治參與過程中的表現，的確會成為部分人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產生憂慮的原因。筆者認為，此時我們冷靜理性地重新檢討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一政治戰略安排的妥適性和可行性，對於繼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必將有所裨益。
青年群體在台灣政治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
本文無意從年齡上為參與運動的“台灣青年群體”進行精確的定義，大體上是指那些在校青年學子以及那些立足未穩的初入台灣社會的青年群體（包括所謂的“待業族”、“青貧族”、“無殼族”和“墊底族”）。筆者相信這一群體是“太陽花”運動最活躍的參與主體來源，同時也是台灣“九合一”選舉“首投族”的主力。
這一群體的主要特點是：絕大多數是“無產者”，沒有太多的家庭和事業包袱，他們最富有的就是時間和精力，他們充滿活力與創新精神，有一定的革命理想性質。同時，這個群體往往缺少社會經驗，感性用事大於理性思考，他們的政治態度有明顯的“一過性”。根據台灣媒體的長期描述和我們的研究心得，台灣青年群體平時不太關心政治議題，也較少介入選舉等政治過程，他們是政治體系中的“弱勢群體”，特別是在體制內和傳統政黨中很難得到有效的利益表達途徑。儘管台灣各界都強調青年群體的重要性，但大多是口惠而實不至。民進黨曾經為台灣青年群體開放了較大的參與空間，但很快就出現“政治升遷大塞車”。國民黨在第一次失去政權的階段中，也曾經為青年群體開放了一定的上升空間，但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台灣青年群體在1986年以來的台灣政治革新史上多次發揮重要的角色與作用，可以說台灣青年曾經推動了台灣的政治變革作用。但在常態化的政治過程中，現實是很無情的，如果沒有豐沛的社會資源，青年群體很難在政治過程中發揮長期穩定的作用。最近20多年來，台灣青年群體大規模的體制外政治參與活動多數是因偶發事件引發的，而且以“嘉年華”式的抗議示威運動居多，很多參與者是以“看熱鬧”的方式被捲進運動中，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更談不上政治上的系統性和深刻性。根據阿爾蒙德的比較政治學理論，台灣青年的反體制抗議運動在理論上屬於“非正規性利益集團”，這種利益集團缺乏組織性，紀律性，難以持續。這些體制外抗爭領袖往往沒有雄厚的個人政治資本，因此很難在運動過後真正進入新體制的權力核心和政治決策圈。在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2006年的“紅衫軍運動”中，台灣的年輕人都曾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最後“割稻尾”都是兩大政黨和少數政客。
對2014年台灣青年政治參與影響的分析
2008年5月20日以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的新的歷史階段，國際社會普遍歡迎，兩岸主流輿論也基本上抱持肯定的態度。6年來，兩岸雙方簽署了21項協議，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化進程提供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近年來，不少民進黨人也表達了肯定兩岸協議的態度。有些民進黨人士提出，如果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他們願意概括承受這些協議。即便是《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民進黨人的訴求重點也只是對協議簽署程式的所謂“黑箱運作”表示不滿，他們一再表示並不是反對“兩岸服貿”本身。儘管如此，眾所周知，只要是政策就會有取捨和利弊得失的問題，就會出現具體的有受益者和受害者。出於不同的原因，台灣社會各界難免會對這21項協議內容產生不同的感受，結果可能只有10%的民眾不滿意某一條文內容，涉及到的就是2300多萬人的利益。在中國大陸，民眾的集體主義觀念比較強，即使有些個人的利益受到影響，他們往往會居於整體利益的思考選擇沉默。但在台灣這一政治權威掃地的多元社會，在台灣這個“國家意識”混亂的政黨政治體制下，局部利益和個體利益至上，社會公共利益、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很少有人關心。因此，明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符合台灣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只要不是本黨政策，或者與本階層本群體沒有直接相關性，就一定“為反對而反對”。因此，台灣社會有人強烈反對兩岸服貿協議並不足為奇。此時如果執政當局的宣導能力、溝通能力不夠強大，協議在立法程式中受到阻滯就難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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