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這樣的認識框架，“防病治病”“健康中國”戰略貫徹落實中要建設的衛生防疫醫療服務體系，實際上必然是個“雙軌制的框架體系”。我不認為在中國可以簡單地如有的學者說的“取消一切雙軌制”。多年探索下來，中國的住房必然是保障軌和市場軌並行，而且在可遇見的歷史時期之內，無法改變這個格局。中國的金融業，也必然是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並行，不可能在這裡面只取一個軌道就解決了金融改革問題。醫療衛生領域裡的雙軌制框架，我們也需要有明確的判斷和中肯的認識。
在政策色彩十分鮮明的保障軌上，其運行主要應依靠以績效考核配上獎勵和問責，不能把市場機制過度滲透進去。包括托底的醫療保障也絕對不能是盈利導向的。不能簡單以微觀層面成本效益分析去考慮基層的、特別是那些邊遠地方、欠發達地方的衛生防疫功能的發揮。這個事情怎麼能做得更漂亮一些？那就要有績效考核，要有合理的考核指標體系，要有獎勵和問責制。在盡可能提高績效過程中，怎樣以指標考核和獎罰來形成激勵和約束，我們還要進一步探討。
另外，必須正視競爭性醫療服務，以及藥品、醫療用具供給的部分，作為雙軌制的另一軌，這一軌道上無可回避地要把競爭加入到相關主體行為裡去，來提高效益。在對市場競爭機制不能回避的醫療服務和藥品、醫療器械生產領域裡，如何和市場對接、兼容，如何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這個世界性的難題還要繼續破解。
這樣的認識框架之下，把兩個軌道放在一起，可總結出四個要領：
第一，是托底而動態加碼的公益化，以可持續的政策支持追求必要的普惠化。整個醫療服務體系的公益特征，要從托底做起，從托底的衛生防疫，健康科普，一直做到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醫療保障。我強調“基本”二字不可缺少，它是托底的過程。涉及現在仍在努力打通的城鄉大病統籌，新冠疫情下的免費治療以及這方面應對的一系列機制，怎麼樣動態優化——比如大病統籌的合理界限：不可能病患者完全不出費用，但大病統籌的意思是，盡可能使所有的大病患者，哪怕成規模的醫療費用投入進去，都能夠得到救治。合理的界限是動態優化的過程。以後還要發展出程序上適應托底管理的必要轉診程序。我們要爭取最大程度地便利患者，也要隨著供給能力的提高，對托底待遇逐漸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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