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部分台灣同胞所滋生的“棄兒意識”、“孤兒心態”，逐漸疏遠了對祖國的認同。
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特別是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給台灣社會留下了深深的歷史創傷。清政府割台給日本，傷透了台灣同胞的心，使他們深感被祖國無辜遺棄，台灣社會“棄兒意識”、“孤兒心態”由此油然而生。台灣同胞掀起的反對割台運動得不到祖國政府的回應，反抗日本武裝占領與殖民統治的鬥爭，也沒有得到過祖國政府的任何支持與幫助，加深了台灣同胞的“棄民感”與“孤兒意識”心態。在台灣，台灣同胞被日本人稱為“支那人”、“清國奴”，視為二等公民，備受壓迫與摧殘，回到祖國大陸，又被人稱為日本人，沒有感受到祖國同胞的關愛，更深深地傷了他們痛苦的心。種種被遺棄的痛楚、被殖民的恥辱、被歧視的不平，匯聚成台灣社會的“悲情意識”，演變成對祖國的怨恨與不信任，並逐漸淡化與疏遠了對祖國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3、部分台灣同胞矢志不渝地堅持祖國認同與中華文化認同。
日本殖民者無論是採取武力征服的高壓手段，還是使用皇民化的懷柔收買手法，都無法完全改變台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觀，台灣社會依然存在著堅持中國文化為主體的台灣認同，“堅持漢家兒女的傳統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而為日本皇民”。在日本統治期間，台灣同胞以武力抗暴、“自治運動”、保住民族文化傳承、拒絕向日本天皇效忠等各種形式的反抗殖民統治的鬥爭從未停息過，先後有60多萬台灣同胞為反抗日本殖民主義者獻出了生命。台灣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一直站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鬥爭的最前面，堅持祖國認同，“苦守中華兒女氣節”，維繫中華傳統與文化命脈而不墜。對祖國和民族認同的堅定信念是台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力量源泉。日本人寫的《警察沿革志》也不得不承認，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起源，乃系於他們原是屬於漢民族的系統，“民族意識牢不可拔……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
4、部分熱血台灣同胞深受祖國歷史大變革的影響，毅然投身到中國革命的大洪流之中，形成了意識形態的政治認同。
一些無法忍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同胞特別是知識精英，一直把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希望寄托在祖國的大變局上。他們密切關注乙未割台後，祖國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包括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誕生、國共合作、北伐戰爭、十年內戰、八年抗戰等等。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統治建立共和、近代風雲人物孫中山與梁啟超等人深深地影響與鼓舞了一批台灣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使他們看到了祖國未來的希望，台灣的革命派力量與組織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台灣社會對現代概念的中國國家認同也是自辛亥革命後開始出現的。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台灣共產黨接著應運而生，使意識形態的政治認同開始對國家認同產生積極影響。很多台灣同胞選擇離開台灣到大陸參加革命運動，有的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甚至參加了長征，有的人參加了中國國民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不少台灣同胞來到大陸奔赴抗日前線參加戰鬥。這些不願屈從於日本殖民者的台灣同胞抱定一個理念，只有民族獨立、祖國強大，台灣才能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因此，他們中的不少人毅然背井離鄉到祖國大陸，以主人翁姿態投身到祖國歷史變革的大洪流之中，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振興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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