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諸一部歐洲權力爭奪之歷史反映出一個問題：究竟什麼才是“歐洲”？它所代表之意義究為特定之原則抑或價值之典範（paradigm）？他是否具有特殊之認同感？著名的歷史學者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在其一篇探討“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與歐洲一統（European Unity）概念之文曾作如下之描述：“認同是歷史經驗、回憶以及神話瀰佈的分享價值。關於那些所謂的群體認同，實際上是一個群體經常利用反對其他群體的認同標準所加諸其身之過程。歷史上成對之衝突已然證實此點。問題是究竟誰才是歐洲人認為有意義之第三者？”
上述之假定充其量僅能界定歐洲人認同觀之消極意義且係針對反認同主義者所發之論調。自冷戰末期至前蘇聯瓦解，迫使歐洲概念不得不考量東歐制度之差異性與價值體系而重行界定，同時文化與歷史發展之歧異在歐洲版圖中亦同樣不可漠視。
著名的歷史學者柏格（Peter Bugge）也指出，早在十九世紀歐洲國家追求民族獨立運動之時期，歐洲意識已被強調為一種具高瞻遠矚之浩大的政治工程。再將歷史腳步回溯至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之際，我們清楚察覺到歐洲人如火如荼追求團結一致之整合運動，其目的均在努力避免歐洲再次發生“內戰”之歷史悲劇。由此，吾人認知到歐洲觀之思潮絕非為一成不變之實體，反之其蘊含更廣泛之意識觀相互激盪，展現出其獨特之多元性與文化差異性。
根據史哲學者莫林（Morin）之見解，歐洲觀思潮發展之動力融合了哲學精神與科技發展之持續性，並由此衍生出思想之反射行為，而引發當代歐洲思潮演進中關於現代化（指經濟與科技動力）與現代性（modernity，是指過程之反射性行為）之討論。由於現代性觀念含糊抽象，因此若欲穿越時空隧道，嘗試為歐洲觀定位於一個界面之解釋上，不論是積極或消極之觀點均非允當。
自歷史與文化之角度觀察十九世紀歐洲國家之民族獨立運動，係將民族視為一個永生不滅之共同體，如今歐洲政治家們亦企圖嘗試將“歐洲民族－國家”之設計奠基於此一思想基礎之上。
但德國當代著名之社會哲學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曾懷疑類此“歐洲民族－國家”之建立，僅止於一種幻象（vision）以及歐洲人自我迷惑之計劃。哈氏建議歐洲人應將焦點擺在發展以“歐洲憲政”為基礎之愛國主義（European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之上，因為“國家認同”在“後民族時代”之現代歐洲社會已變成為由民主與憲政國家擁護之政治原則所塑鑄之結構。實際上這些原則之具體表現即是現今歐洲聯盟統合運動之積極實踐。
歐洲統合之產生，是因為統合本身即蘊含一股充沛之政治動力，而這股潛勢正待努力實現。攙雜歐洲政治意識成份之歐洲認同觀其本質也出現“多元認同”之趨向。假定歐洲統合繼續邁向經濟、貨幣及政治同盟之道路且其會員國持續增加，則可能另外衍生的關鍵問題便是：此一新形成之政治動物將展現出何種形貌之“認同感”與“歸屬感”？其又行將如何平衡“國家的”與“歐洲的”認同感？或者歐盟將走向一種以國家為基礎而發展“民族國家”型式之歐洲認同感或者在根本上滅絕舊有之“國家認同”秩序？由此，兩岸的中華文化認同會否出現“台灣的”、“中國的”、“兩岸的”或者“大中國（華）”等等的地域或國家的意識差距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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