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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炮——殖民歷史給香港留下的印記之一。 |
漸進普選強化特首的正當性
基本法最重要的制度創新，是在如何產生特首的設計。這是香港在回歸前沒有經驗的。殖民地總督是由英皇授命的一個獨裁者，哪怕是個揣摩民意、力求善治的開明獨裁者，法理上港督不受制於任何香港人。但這個獨裁者的時代在香港已永遠過去，不再是一個選項。特區行政長官是要在香港人之間產生，然後由中央任命，但如何產生呢？基本法說得很清楚，先是由800人選舉委員會選出，最終循序漸進到全民普選。
這是在基本法決定下，回歸後香港政制最大的改動。特首並不是香港總督換了個名銜，它的產生辦法，與中央、立法會、公務員、特殊利益集團的權責與互動，都需要新的界定和磨合，這確曾引至回歸後一些不確定性的局面。反觀立法會的直選和功能團體自選在回歸前已開始，回歸後普選成份按基本法將持續漸進，雖然具體組合的安排因為選項甚多，故也爭論不已，但發展的軌跡是80年代末鋪陳的。
普選出來的領袖才可能有較高的自主性和正當認受性。故此，普選是在強化行政長官的主導性。
另外，要有所作為，還要得到立法會的配合。但是，立法會的權力賦予者跟特首不一樣，直選議席也好、功能議席也好，他們各自要照顧他們的選民，特首不是立法會成員的米飯班主，他們沒必要聽特首的。
不過我認為，在未來普選特首後，特區政府的自主性有望進一步增強，不受制於小圈子特殊利益集團，同時可以挾人民大多數的認受以期立法會配合從而改善特首的管治力度。
在基本法框架下，普選特首既是惟一的終極選項，也是一個較穩當的領袖更替制度。
香港的法治包括司法獨立早已穩固，言論自由，是中產階級壯大的善治市民社會，特首不容易變成獨裁者或偏激份子，即使有變，至少任滿就可以給拉下來。基本法還預設了一道關卡，不管是小圈子選還是普選，特首位子的競選者，要得到一個“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才可以參選。這個機制幾乎可以排除過份偏激的人士獲得提名。就是說：
一、 普選出來的特首，自主性和認受性將高於小圈子選的。
二、 普選出來的特首變為超越法治的獨裁者或犯法者的機會不大。
三、 普選出來的特首是偏激分子的可能性很低。
基本法特首制的設計，反映了當年各種顧慮的妥協。不過，以往十年的經驗已讓我們知道，漸進是有它的好處的，能夠減少憂慮帶來的過度反應，大家也可以有時間看清問題，考慮得更周詳。現在的有漏機制並不是不能運作，而且是可以逐步改進的。
到了結束不確定的契機
所以，基本法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都必須共同誠心誠意而且全部恪守的。現在港人要按本子辦事，好好去落實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和保障，循漸進實現特首和立法會全面普選，讓香港結束不確定的過渡期而進入正常期，其中關鍵是結束小圈子選特首這個過渡期安排。
同樣道理，恪守基本法，香港就要按基本法二十三條而立法。雖然基本法沒有說什麼時候要訂出這條法，但回歸已十年，也不可能永遠拖下去。立法過程中可以有激烈爭論，並且要阻止惡法的通過，但目的是訂立一條好法而不是不立法。港人反對的應是惡質的立法，不能是基本法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與普選這兩大項目，現在都已到了具體而微的建構時刻，所謂魔鬼就在細節中，是特別需要智慧與策略去成就的。不過，拜基本法之賜，香港終於循序漸進到了超越過渡期、結束不確定性的契機。
未完成的實驗
回歸十年，特區的體制、管治指導思想和內部問題，很大部分帶著80年代的烙印，故可以說，過去十年更多是回歸前的延續而不是斷裂。這恰好是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願景，因為保留80年代的香港制度到1997後五十年不變正是兩者致力所在。
不過，在地緣經濟發生變化的全球化時代，我們80年代成形的這點成功經驗很明顯不夠用。或許我們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偏食症及曾蔭權特首說的深層矛盾由潛伏期到了發病期，或許我們未能因應中國和全球化的新形勢與時俱進，或許我們根本沒有全面準確的理解香港的成功經驗，特別是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
自我理解受到扭曲
政府官員及商界精英在殖民地時期曾經內在化了許多偏見，現在依然滲透在特區政府的指導思想裏，扭曲了香港的自我理解，並妨礙了特區政府制定合適香港的發展模式。
每年，美國的傳統基金會說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我們就沾沾自喜大肆宣揚。該基金會以保守自居，開宗明義標榜宗旨是推進“傳統美國價值與強大的國防”，這樣一個外國組織說我們乖，真的值得我們這麼高興嗎？該組織還要警告香港，若不跟足它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的經濟教條，就會將香港拉下來，把頭銜賞給新加坡。這真是令人費解的反諷，新加坡很多方面恰是香港的相反，政府以直接干預經濟出名，由工業政策至公有制企業都不忌諱，稅比香港高，證券監管遠嚴過我們私人俱樂部式的交易所，若新加坡這樣反可以奪冠，傳統基金會的標準何在？又若新加坡從第二升到第一，是否表示香港應該開始向新加坡的某些方面學習？但不管誰第一，我們都應該知道傳統基金會那一套只代表美國某一種帶偏見的意識形態，連美國經濟和政府政策都從來不是依它的標準來運轉的，更不是為了香港的利益而設計的，用它來忽悠作秀，唬唬一些外來人也罷，不要真把它當一回事，不然別人沒騙到卻騙了自己，為了讓一個有組織的外國勢力摸頭而不去解決自己的深層矛盾，走自己該走的路，做自己該做的事，那就太不像話了。
與內地競爭中的兩難
另一個新挑戰是地緣性的。就算在內地，地區之間也會激烈競爭，香港已不可能獨佔華南地區的地緣優勢，一種反應是區域合作製造雙贏，另一種反應是搶掉鄰居的飯碗。不管官樣文章怎麼說，特區政府至今仍不確定該如何自處。
以建大橋連接珠三角的西邊和東邊這項大工程為例，從區域整體利益考慮，最優化的建橋地點可能是在珠三角中游，即廣東當局提議的由中山東部跨到深圳西部、含軌道運輸的深中大橋，完工時間短，環保難題較少，費用估計是港珠澳大橋的十分之一，同樣可以做到便利粵西的工業產品運到粵東的海空物流港的大前提，當然，一部分物流來了香港，一部分卻去了深圳。相比之下，在珠三角最下端的港珠澳大橋多浪費 ——資本的浪費、時間的浪費、材料的浪費、能源的長期浪費——完全靠汽車，沒有軌道運輸。可是，香港想把這份物流獨佔。在歷屆特區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操作下，現在是中央拍板、廣東附和，深中大橋給壓下來，讓路給這個已成了特區政府政績工程的港珠澳大橋，後者卻因融資等問題一拖再拖，可是再不上馬各方的面子都掛不住，更不用說後面一大群利益分享者會很惱火，像我這樣現階段還站在區域整體利益立場說反話，會被罵作不顧香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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