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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歸的交接儀式上，英軍儀仗隊走下主席臺。 |
救 贖
香港人開始提步趟水，冷暖自知。然而，又一場災難埋伏在他們必經之路上。
2003年春天，SARS來襲。讓淘大花園成為世界範圍讓人聞之色變的地名。
3月初，離淘大花園最近的基督教花園的內科醫生甘爾慧接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同行的電郵，通告後來被稱為SARS的第一例病例情況，並說該病毒並不致命。
情勢很快急轉直下，基督教聯合醫院的內科病房短時間內收治了數量驚人的病人，被病毒奪去生命的人越來越多。
到3月的第3周，她的同事們一個個病倒了。她決定從家裏住進醫院。很多護士也放下自己的孩子給父母照看搬進醫院宿舍。“我們沒有想要去逃避，那麼長時間的醫學訓練是為了什麼？有病人，我們就要去病房，這是醫生的責任。”她說。
4月1日，她病倒了。發燒，嘔吐，痛苦。“我心裏很焦急，不想成為別人的負擔。”
不屬於呼吸科的醫院同事，自願當親善大使進入病房給她們鼓勵。醫院的牧師則進入隔離病房拉著他們的手禱告。“他們都是根本不需要在病房出現的人。”
不獨香港，兩岸三地都被這場SARS襲擊。甘爾慧在電視中看到，臺灣的SARS狀況一直未得到控制，甚至出現了醫生、護士辭職的騷動。
但香港人在突然間前所未有地團結在一起。“如果說SARS是一件好事那太殘忍了。”甘爾慧說，“但確實，SARS讓這座低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城市完成了它的救贖。”
梁文道回憶說，當時曾經有記者採訪醫務人員，“為什麼你們不怕死？”回答說“This is my job。(意為：這是我的工作)”“香港人這一刻才意識到，原來我們是這樣一種人，好像找回失去已久的香港精神和集體認同。”
就是在SARS期間，鄭經翰開始被人稱做“十點前特首”。因為在特首上班前，鄭經翰透過他的政論節目《風波裏的茶杯》，討論SARS的局勢。透過節目，鄭經翰辦了一個“一人一口罩”基金，為醫護人員籌物資；他發動“一人一隻橙”，李嘉誠馬上送來100萬隻橙，每個醫護人員每天可以得到一隻橙；隨後，為提高香港中學生的免疫力，他又提出“一人一瓶維生素C”，李澤楷即刻捐50萬瓶維生素C。戰勝SARS後，他提出高掛“向醫護人員致敬”的廣告。全城響應，獲免費徵用香港全部看板一個月。這樣的廣告位平時要千萬港幣。
4月份，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發出招募義工的消息，短短4天，在香港，就有1800多人自願報名參加義工，服務於抗擊SARS的崗位。
在這個特殊階段，鄭經翰見到了香港人的拼搏精神。醫護人員和全港雖然脆弱，但都不放棄，報紙和機構籌錢，大家互相幫助，沒人再想股票、樓市。
梁文道說，政府開始沒有經驗，很多措施並不及時。“SARS之後，很多人感到，香港可以自立更生，可以不靠政府，公民社會形成了。”
5月初，經歷了一場生死輪回的甘爾慧痊癒了，她的兩個同事失去了生命。
甘爾慧出院的第一件事情是陪一個多月沒見的女兒去公園，那是一個木棉飄絮的季節。“以後每年木棉飄絮的時候，我就想起離開我們的同事。”那次在公園，甘爾慧看見女兒手上木棉花內的小小種子，這些死去的醫護人員的精神和木棉花一樣，他們攜帶的是愛的種子。
變 換
2005年，香港有了新的特首。強政勵治的曾蔭權取代了“好人”董建華。
從回歸開始，作為好友的鄭經翰就一直鼓勵曾爭取當特首。“不要放棄，你有機會。”8年後，終於應驗。
在曾蔭權的辦公室裏，至今還裝裱著一份1995年6月出版的美國《財富》雜誌。曾蔭權說，那篇“THE DEATH OF HONGKONG(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一直是鞭策他奮進的動力。
該文預測，英文重要性減退；外國人紛紛逃亡；滿街跟黑社會勾結的解放軍；北京操縱立法會、特首以至法官；新聞自由進一步受威脅……
回歸10周年的前夕，曾蔭權終於等來了《時代》週刊對其姐妹刊《財富》當年報導“甯為史家，不做先知”的澄清，用客觀的報導說明當時的每一項預測都像香港樓市的泡沫一樣破滅了。
“現在比九七的發展要健康點，而且是更高的一個臺階。十年前是很多泡沫，現在則夯實了很多。”葉國謙說。隨著經濟起步，陳松偉走出了低谷，2004年，陳又用不錯的價格買了比以前更大的房子。
葉國謙現在已是立法會最大黨民建聯的副主席，諳熟兩位特首的他這樣比較：董先生社會網路比較廣，中外很多國家的首腦和元首對他非常欣賞和支持，曾先生是過去港英年代
公務員中的精英，行政方面的能力比較強；董先生在處理問題的時候是猶疑的，關起門來研究複雜局面，經常錯過解決契機，但曾行政方面是長處，善於處理突發局面，處理香港問題上很果斷。他們倆是不同風格的領袖。
和見多識廣大家風範的董建華相比，出身底層永遠戴著一隻領結的“煲呔曾”(曾蔭權因為好用領結而獲的昵稱)會雙手插著褲兜吹著口哨走進政府總部，作為典型的“香港仔”，曾更容易擁有名望。
民建聯曾經對曾上臺表示疑慮。“在中英談判中，曾蔭權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他當時為港英政府工作，忠於當時的‘老闆’，我們一開始也覺得有些難以接受。”葉國謙說。
但正是忠於職守“打好這分工”的特點讓其受到港人的愛戴。
梁文道說，進京接受任命時，溫家寶總理一貫語重心長地叫曾蔭權“死而後已”，第二天，胡錦濤主席接見他，大家都想知道昨天才明白特首之任須死而後已的曾蔭權會說什麼，不料他一開口就向主席報告“我會打好這份工。”香港人都樂了，開始喜歡上這個不喊口號注重實際的新特首。
“曾上任後的表現是真心的對香港的承擔，他和董先生的網路比差很遠，但他很主動；到北京也去積極拜訪跟香港有關係的部委。”
接受這份國家意識的不獨特首一人。在香港，這已經是一種趨勢。
汪明荃記得很清楚，在1997年香港大球場舉辦一場盛大的足球賽時，當時，國歌奏響，很多人不知所措，很多人在笑，一百多年的殖民過程中，人們已經習慣了英女王蒞臨香港的那一套禮儀。
幾年之後，楊利偉造訪香港那次活動汪明荃擔任司儀。“當國歌奏起，國旗升起，很多香港人不自覺地站起來，把手放在心房的位置，雖然他們的很多人，還是不清楚‘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國旗上那五顆星代表著什麼。”
回歸十周年，在這片曾經被英國殖民、被日本佔領的土地上，國歌、國旗，將在香港更加頻繁地出現。
1997年回歸前夕，陳經文在溫哥華看了一天的直播。此後半年內，他每天都關注電視中關於香港的消息。考慮了半年後，他又帶著剛剛出生的女兒回到依舊自由繁榮的香港。
1998年，在房地產跌盤的大勢下，已經回到香港的陳經文重新在香港買了房。
儘管金融危機曾經讓他困頓了段時間，但他說他不後悔。因為這是香港的經濟出了問題，而不是原先人們擔心的政治問題。今天的香港人用不著對北京察言觀色，也可確信香港的命運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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