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1日電／九七前的香港是經濟城市，九七後的香港是政治城市。有謂這是香港回歸後經歷的最大轉變。
問題是城市不是股市，怎可以用熊市和牛市一類的二分法來界定？更何况經濟與政治從來密不可分。一個城市奉行什麼經濟制度，往往是政治角力和博弈的結果。所謂經濟制度，說穿了，就是遊戲規則。既是遊戲，必定有贏家和輸家。贏家如何挖空心思捍衛制度，輸家怎樣費盡力氣改變制度，構成政治的實質和基本內容。
自由市場制度正是由政府決策實施
今日香港的泛政治化和內耗不斷，跟整個社會在經濟上呈兩極化（economic polarization）大有關係。香港人的收入與財富嚴重不公平分配，因為市場上出現寡頭壟斷（oligarchy）。那即是說，某些人在市場上擁有過大的權力；而如何分配和運用（或者濫用）權力，是一個政治問題多於經濟問題。
這也是曾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羅拔.萊許（Robert Reich）在新書《拯救資本主義》（Saving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提出的觀點。他的立場很清晰：政府必須介入市場撥亂反正。政府介入市場當然是政治決定，但將自由市場這個概念實踐又何嘗不是？我們今日視自由市場為理所當然，乃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實它是經政府的決策過程加諸於我們身上的一種制度。萊許提醒我們：“政府介入，不是干擾自由市場運作。自由市場根本就由政府一手建立。”（Government doesn't intrudeon the free market. It creates the market.）對那些呼籲政府堅守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死硬派來說，這是當頭棒喝。回歸前，港英政府就是以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為藉口，在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Friedman）等人的理論掩護下，讓大地產商長期賺取遠高於正常和合理的回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稱這種來自缺乏真正競爭的暴利為“super-normal returns”。
崇尚小政府的美國前總統列根說過，市民不要奢望政府幫他們解決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香港的房地產市場的寡頭壟斷就算不是政府一手造成，它也難辭其咎。多年來，政府容許房地產市場以近乎不受管制和法規約束（unregulated）的方式運作，這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政治決定。
試比較政府對待地產商與煙草商截然不同的態度。政府對煙草商窮追猛打甚至趕盡殺絕，固然是為了要保障公眾健康；但地產商令香港的經濟泡沫化，香港的產業變成“只懂得玩一種戲法的小馬”（one-trickpony）；更加劇社會分化，令很多香港人“無家可歸”。它損人以自肥的行為，其實與煙草商、軍火製造商，以至快餐連鎖店和軟飲料公司這些盈利豐厚但製造大量社會成本和“負外部性”（negativeexternalities）的企業無異。為什麼政府可以讓它“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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