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台灣的情況而論，不少人不深究原因，總是一味地為年輕人抱屈，責怪政府與企業沒有提供充分的職缺、良好的待遇給年輕人，動輒大嘆年輕人已變成“青貧族”、“窮勞族”，生活真的好辛苦。如此看法，是否真能反映當前年輕人高失業率的全貌，實在不無疑問。
其實，解決年輕人失業率偏高的問題，核心要務還是要從年輕人身上著手。景氣不好、工作難找是事實，但年輕人應反躬自省，自己失業究竟是找不到工作？找不到適合的工作？抑或是不願意工作？事實上，現在較需勞力的職缺不少，企業常找不到人，但年輕人卻沒興趣，大家都往服務業擠。年輕人若能不斷自我提昇、調整心態，找工作先求有、再求好，相信整個情況會大為改觀。
尤其務本之計，還是要提醒青年朋友，持續強化自身的競爭力，永保一顆上進的奮發心。經濟景氣如同大海波浪，總是有起有落，當外在形勢困頓之際，更要自我提昇與激勵，才能超越困境，創造卓越，切不可隨波逐流，乃至懷憂喪志，自暴自棄。
再進一步言，若是多數年輕人都能有積極向上的主觀企圖心與奮鬥意志，就不會出現如台積電張忠謀先生近日指出的缺乏冒險嘗試的動能。其實，台灣年輕人能創新，但是卻害怕失敗、不敢接受挑戰、不敢創業。結果就是，過去數年台灣青年創新得世界大獎而後成功推出產品的，確實少之又少。
為何台灣的創新得獎人不敢創業呢？就是因為社會上沒有足夠的冒險創業典範人物可資學習。要如何才能帶動年輕人的闖蕩鬥志，讓他們敢拼敢衝不怕失敗呢？這或許就是政府可著力之處了。從創新到創業，雖然表面上看在於年輕人的一念之間。台灣“政府”若能提供年輕創新者在經驗傳承、資金挹注及財務法律專業等之協助，就等於是鼓勵年輕人勇敢嘗試。久而久之，年輕一輩的活力、創業能力、冒險進取的精神自然會受到鼓舞。
此外，台灣“政府”除了還應推動各項振興經濟方案，增加就業機會之外，對於教育政策尤須有前瞻性的規劃，使學校教育與產業發展需求密切結合，以縮短社會新鮮人的就業磨合期。檢視往昔“開放大學之門”的政策顯然失當，由於人人可上大學，學生素質大幅滑落，而原本著重技術的教育結構也告流失，大學畢業生反而高不成、低不就。
至於企業方面，營造一個讓年輕人可以追求願景的職場僅是基本的要求；將利潤與員工分享、使薪資“有感”提昇，尤為網羅青年才俊、增加企業競爭力的捷徑。
要言之，唯有台灣的政府、企業及年輕人“三合一”，長期攜手經營，方能標本兼治，讓年輕人在職場上充分發揮所長，厚植台灣的未來競爭力。尤其更期待，台灣“政府”能在創業環境與配套上多給年輕人一些鼓勵，一則加大台灣素有佳績的創新動能，二則鼓勵下一代的冒險精神，三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造福社會。
台灣公共債務法修正的理想與現實
台灣“行政院院會”前不久終於通過了公共債務法的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一如預期，列席“行政院院會”的五都正副首長在會中爭相埋怨，表示在新法之下自己的舉債空間如何受到壓縮、將如何不利於市政、此次的修正如何不合理等。而此次通過的公共債務修正草案，是在不增加總舉債上限的原則下，為了將有限的地方舉在額度重新分配給六個直轄市(含新增的桃園)，調整了各都的舉債上限。
然而，“六都”反彈相當激烈，同時它也深化“富都窮縣”的相對剝奪感。看來將來在立法院審議時，各個城市又要藉民意代表及政黨的力量作政治角力了。屆時通過的法案將是政治鬥爭的結果，反應的會是政治現實與妥協，不太可能是一種可以長治久安的舉債制度。
尤其，台灣之選舉掛帥，縣市長競相把經費投入立竿見影的地方建設，加上龐大的人事支出，須靠舉債才能繼續運作。為了避免債務累積過多，債留子孫，遂有公債法約束舉債。其實，公債法應是推動區域平衡發展的工具。但是台灣小卻擠了六個直轄市，顯示台灣的行政區劃制度，出現了失衡現象。其理由是，台灣縣市政府追求升格，不外乎有促進地方經濟繁榮以及統籌分配款的擴大等兩項理由，但台灣地方之間的城鄉差距，並未因為升格為直轄市，出現巨大的改變；反倒是縣市政府升格為直轄市後，擁有龐大的財政統籌分配款，卻會擴大直轄市與縣市之間的貧富差距，出現強烈的被剝奪感，同時形成二者之間的行政對立。
正因有粗糙又短視的區域政策，連帶影響了行政院新版的公債法修正草案，不但未能協助區域平衡，還逆向或成為拉大區域發展、擴大貧富差距的幫兇。然而，“六都”的首長也不買帳，台中市長胡志強放話“這場戰爭沒有結束”；台北市長郝龍斌也與七名台北市黨籍立委排排坐，高分貝嗆馬政府。在在體現了馬政府在行政區劃與公債法及財政收支平衡的政策上，相互不調和的窘境。
在此必須要釐清的是，政府公債的特色與公債法的方法意旨。在現實台灣社會，絕大多數的政府支出或建設，都是用發放老人年金、支付災損變故等，能產生未來收益的政府建設支出非常之少。正因為政府許多建設不具未來收益，故“馬政府”要制定公債法，對台灣各級政府的舉債額度做限制。“五都”首長只知爭吵債限不足，卻講不出個“為何不願舉債受限”的道理，豈能理不直而氣壯？
其次是，政府公債的債務人是未來子孫。民選政府首長最多兩任八年，任期一到即走人，所有的債務都要由後繼首長概括承受。若現任民選首長大幅舉債，其未來承接債務的子孫與後繼首長都還未出現，他們的反對聲音無法當下呈現，因此才需要對債限予以立法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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