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用右手將食物送入口中可以學到，但指不沾唇的技巧，鮮有能模仿。或中國人用筷子的文化意義到了美國與成為如同幸運餅乾一般的奇風異俗。飲食器具微小而具體已然如此，遑論是從一個社會搬動制度與價值到另一個社會。
正因為全面改造不可能，所以全面改造的推動者與實踐者特別容易自卑，他們乃喜歡比來比去看誰改造的更好，終日在枝微末節上鑽研，以至於表面風格的看似雷同，成為用來遮掩自己改造不完全所必須的手段。這種因為臨摹的維妙維肖而給自己帶來的極大喜悅，其實正是改造的盲點與難點。
可見，全面改造的藍圖，幾乎不可避免地一方面給改造者製造膚淺的驕傲，自以為超越擺脫了舊的文化歷史，完成解放，獲得自由，另一方面卻為了治療空虛的內在，而在心理上被迫以恥笑自己國人的未能竟其功，而傾向在社會與論述上對自己人進行殘酷的排斥與隔離。如此這般自己選擇淪為奴才並沾沾自喜，厥為自由的奴才。
台灣正是自由的奴才所組成的社會。因為崇拜自己從來講不好的英語，其中講的稍微遛的就瞧不起口音重的；因為崇拜自己從來長不出的白人皮膚，就瞧不其較自己黃皮膚更深膚色的南亞、東南亞或非洲人；因為崇拜自己只是後進的資本市場，其中能賺錢的就瞧不起不能賺錢的；因為崇拜自己從來沒有的獨立國家主權，其中用台灣為名義的就瞧不起用“中華民國”為名義的；因為崇拜自己歷史與哲學傳統中所從來沒有的民主制度，就瞧不起選舉制度不完善的國家。
所謂自由，就是看起來像是歐美人，對於歐美各地間彼此的差異毫不敏感，說明全面改造者在心裡所面對的，根本不是歐美，而是自己鎖定要瞧不起的對象，且這種對象往往與自己在文化或血源上最為親近。
台灣思想界的奴性是當代台灣社會性格的始作俑者，學術界一心想讓歐美接受自己用英文寫作的成果，認為這是完全改造成功的證據。同理，以消滅自己歷史與文化傳統為內涵的政治論述，遍及朝野兩黨的政治人物之間，認為這才是集體自由的證據。
因此，台灣社會充滿了殘忍，將未遂的全面改造所帶來的恐懼與自恨，投射到外勞、陸妻、外省流散族群或政敵等外在對象上，則所有自由民主的自詡所炮製的，無非是無限分化互戕的偽文明，是衣冠禽獸專擅的叢林。
（中評社特約作者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