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是,台灣的後現代解構文學家竟然非常在意自己遭人指為輕佻侮慢。他們還有更自我顛覆的,就是他們竟然去找列寧的言論,或道聽塗說中原大戰的爆發,來證明自己有所考證。考證的就算大有問題尚無所謂,畢竟八卦寫手本來也不是學者,毋須苛責,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的辯白與反擊居然力求服膺正統,亦即回歸到以史料為一尊的學術方法。
好在考證並非文學家或記者之所長,不然他們也不至於把“天真”與“天真無知”當成是同義詞,振振有詞;或把中原大戰時間向前挪移了好幾年,沾沾自喜。不過,如果他們是故意露出這樣的學術破綻,引誘對手再攻擊,然後表現毫不在乎,那就真能達到輕蔑學術的效果,而不愧是搞顛覆的高手了。
偏偏,他們在被批評為輕佻侮慢後不搞顛覆了。接著,他們根據臨時蒐集來的零碎史料,理直氣壯要求學者道歉,指控對方捏造,如此反而如同他們所指控嘲弄的對象那樣,回到了歷史對錯必有一尊、史料記載必有真偽的學術傳統,煞有介事地在後現代所不屑的求真價值中前進(或後退)。
不過台灣的文學家與記者們不知道的是,雖然他們不自覺地回到學術傳統,未必表示自己非要放棄解放人性的初衷不可。因為,即使在這樣以思想與史料為內涵的學術求真精神中,中山還是可以充滿人性的。值得他們好奇的是,除了羅織中山的八卦或文學煽情之外,如何從思想與事業上入手解放中山的人性呢?
中山因信奉洋教被大哥孫德彰掌摑遣返,這不是倫理與時代夾雜下的人性嗎?他在革命事業中多方與同志折衝齟齬,像是為了懷念陸皓東而與黃興幾乎絕裂、宋教仁說他落後且專制跋扈、章太炎指控他捲款貪污,在在顯示革命事業中的個人情緒與社會關係,交織著思想與策略上的徘徊,領導權的妥協及支配經費時的分際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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