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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 |
中評社台北12月21日電（特約作者 石之瑜）在毛澤東時代，要求中國外交官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尊重敵人。能否真的做到，要看在戰略上是否有令自己足以安心的弘遠的世界觀，與面對未來從事奮鬥的大方向。今天中國外交官的困惑是，沒有明確的世界觀，夾在核心利益與和諧世界之間，前者模仿了習自西方的陳腔濫調，後者則回溯屬於中國的文化自許。在如此沒有明確參考基礎的情況裡，表現在外人眼中的就是，戰略上缺乏自信，戰術上積極討好。
面對華府遂行炮艦外交，不論是在韓國、日本、越南的各種軍事演習，拉攏印度以離間印中關係的圖謀，或更包括在台海介入對分裂現狀的鞏固，都不能不引人側目，以至於中國外交界發動反擊，領導人四出化解。但如此根據華府的圍堵行動設定自己的反應，等於是在華府界定的世界秩序中謀求和諧，因此不能不表現成討好與退卻，也就挫傷外交界的自信，其間偶有情緒流露，便遭指控為中國變得更傲慢。近來中國代表團在印度大肆採購的行為，與前此北京對台灣採取放權讓利的思路雷同，主要是藉由好處的施與來突破美國的圍堵。其結果，當然是強化了外界關於中國與美國正在折衝較勁的強烈印象，也給予夾在中間的對象某種可以藉此牟利的意圖，那他們配合表演圍堵是何樂不為？
在和諧世界的理想裡，崛起的中國基於自己豐厚的資源，理當首先關心當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為主的所謂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在以當地人民追求其利益為前提的世界觀下，中國自不可能是他們故意要圍堵或抵抗的對象，所以北京對於任何企圖圍堵中國的作為，便應知道必然要失敗。亦即，身在長遠歷史角度裡綜觀的北京，基於對自身待人處事原則的把握，可以從出發點上相信，周邊地區沒有真正圍堵中國的持久動機，進而看出，也許除台北最渴盼成為華府的棋子之外，其餘則是基於自己當下的利益而因應華府主動組織的情事居多，縱令擔心中國崛起，時間終可化解之。
不可否認，周邊各地對中國各有想法。比如河內對中國心存芥蒂，但是近年願意與華府勾搭的動機，絕非圍堵，而更是出於掌握機會利益。同理，德里與華府的互動不乏制衡中國的計算，但出於對巴基斯坦鬥爭的需要居多，但若說會因此捲入美中衝突而背離不結盟傳統的可能性幾希。至於首爾，在其所面對的自身社會中，反美或反日的情緒絕不亞於反中，而最關心的則仍然是如何應付平壤。東京反是，不甘願在依附美國與參與中國兩種選擇之間擺盪，卻又不能擺脫的困擾，導致對華政策的看似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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