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歐洲國家透過殖民主義，將民族國家制度移植到亞、非、拉各地，在二戰之後殖民地紛紛成立民族國家。然而，亞洲文明不是在國家制度下成熟茁壯的，是歐洲的外來力量將亞洲各地的文明聚集，人為的放進民族國家體制。接著，冷戰冷凍了世界的政治現狀，迫使各地只能維持在國家體制之內，這一方面造成既有文明對國家制度的疏離，二方面暗示了爾後對歐洲的反彈，將訴諸於對文明的回歸。
國家的組成是人民，但是宗教文明的組成是信徒，而部落文明的組成則是子民，且兩者的範疇都與國家以領土所範定的疆域不一致。冷戰結束後，突然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卡扎菲使用國家機制的風格與動機，都與歐美文明國家格格不入，所以外界早就有加以推翻之議。現在，更麻煩的是，摘除卡扎菲的戰爭一啟動，利比亞自始不屬於歐洲文明國家模式，也不存在所謂利比亞人民的尷尬，就直接攤在世人的眼前。
台灣也算是世人中的一員，採用的正是民族國家的政治體制。台灣政壇朝野之間，其中有一方始終不接受另一方與自己同為台灣人民，但是朝野卻分享了同一種混雜的文明。選舉投票沒有讓他們形成人民意識，反而加深他們之間的對立，靠著儒家文化、道教、佛教與資本主義市場文明，他們之間仍形成了共通性。問題是，這樣的混雜文明聚集，超越了既有的政治疆界，堅持國家體制等於是替自己製造了忠誠問題，於是與利比亞的尷尬有雷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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