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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麗曼赴台3 天後的全家照（後排左起王建文、章麗曼、陸佩蘭；前排左起：王巧雲、王巧玲、王曉波。曉波時年7 歲，1950 年3 月20 日摄於台中） |
據判決書說，章麗曼“應承”此事後，“由匪黃忠介謁上海匪幹于任，轉由于任詢其丈夫性格如何？并囑函約其夫來港，以便當面說服。遂給章由上海至廣州路條及函介於廣州愛群酒家匪幹熊玉輝（按：該匪即張玉惠，化名熊玉輝）。抵穗與張匪見面，而張匪仍如于匪相同垂詢其夫個性，并囑其抵港時電囑其夫來港，籍便當面說服，一面大施其利誘之伎倆。訂明通信暗號：如以‘我們都好，都平安’，即是丈夫不肯，沒有情報；‘三個孩子鬧病'，即是情報寄出；又如寄情報用一本書，在其最前的幾頁或最後的幾頁用鉛筆輕點所要的字為情報傳遞之方法。并囑探其夫辦何案？跟蹤何人？及勸其夫於匪打台灣時叛變。章由穗返港，靜候五天，仍未見其夫來港。嗣接張匪來信約在九龍彌敦道一旅邸見面。章趨見時以實相告，張匪遂給與廣州匪方通信地址，章即於同年三月十七日抵台。”〔6〕
革命“女漢子”
1950年3月17日章麗曼到達台灣後，全家在亂世中再次團聚，一家老少喜氣洋洋。此時王家已從花蓮遷往台中，三天後（3月20日）特意到照相館拍了張“全家福”，以資紀念。（見上圖）
然而不出所料，章麗曼身負的重任卻無法完成。判決書上說：章麗曼抵台後，“未幾，果向其夫王建文煽惑，為匪聯絡，表現工作，否則最低限度在台打仗時不要對匪犧牲太大。維時其夫王建文任憲八團三營營長，不但不為所惑，反而嚴辭駁斥其思想錯誤，言行不當。”章麗曼知事不可為，乃於同月，按照事前雙方的約定，給在廣州的張玉惠（即熊玉輝）寫了一封密信，“問候‘平安’，表示其夫不允，無何情報之意思。”〔7〕
“1950年3月”中下旬，這是個什麼樣的時間概念？一方面在大陸，人民解放軍正在厲兵秣馬、緊鑼密鼓地準備渡海武力解放台灣；另方面在島內，這正是台灣國民黨當局殘酷絞殺中共地下黨人的當口。其時，蔡孝乾已經被捕叛變，中共台灣省工委遭到徹底破壞，大批地下黨員或被殺，或入獄，或逃亡，島內風聲鶴唳，白色恐怖迷漫全島。而正是在這個當口，章麗曼來到了台灣。
其實，早在章麗曼赴台之初，台灣情治部門就盯上了她。判決書上說：“本部以章麗曼來自匪區，自始即予嚴密監視，獲悉其不無嫌疑之處，遂將乃夫王建文遷調附員，用以防患於未然。”〔8〕王建文從“營長”改調“附員”，被削去了帶兵權。後經長達近三年的秘密監控偵察，遂於1953年2月28日元宵節當晚，憲兵司令部終於對王建文/章麗曼夫婦二人下手了！
王曉波回憶說：“媽媽被捕後，起先關押在台中的憲兵營部，那是前不久我父親在那當營長的地方。也許是由於父親出身憲兵官階中校的緣故罷，媽關押在台中時，還准許婆帶我去面會。在媽解送台北之前，告訴婆，衹當她車禍死掉，要婆帶大我們，當時小妹在吃奶，我還記得媽對婆說：‘如果帶不了那麼多，就把她（小妹）送掉罷。'媽說著就哭了出來，并摸著我的頭說：‘要好好聽婆的話，幫婆帶好妹妹。’當時我似懂非懂的含著淚點了頭。從此我們就沒有再見到媽，再見到媽的時候就衹剩下一壇骨灰了。”〔9〕
章麗曼夫婦被捕後，經過兩個多月的關押與審詢，直到1953年5月11日，才由憲兵司令部軍法合議庭作出宣判：認定“章麗曼煽惑軍人逃叛，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之。王建文明知為匪諜而不檢舉，處有期徒刑七年”。〔10〕判刑後又過了三個多月，1953年的8月18日，章麗曼被國民黨憲兵司令部押赴台北馬場町刑場執行死刑，年僅29歲。
1991年6月3日，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了一篇王曉波和著血與淚寫下的悼念母親的文章，文中說：“我們從來沒見到過母親的判決書，也不知道母親是怎樣遇害的。直到我台大研究所畢業後，那年料理母親後事的表兄來家過年，而拉著我到戶外去，跟我說：‘你已經學成畢業了，應該知道你媽是怎麼死的。’他才把將近二十年前，他在憲兵部隊裡四處打聽母親逝世的經過告訴了我。”
媽被捕後，曾自殺二次，一次是吞金項鏈，一次是吞下一盒大頭針，但都沒有成功。我們已無法知道，媽是處在何種境遇，而必須以自殺來保衛自己。臨刑前，要她喝高粱酒，她拒絕了；她說，她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個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絕了；她說，她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地，她是無罪的。最後，她是坐著受刑的，臨刑前還是一直高呼口號，口號聲是被槍聲打斷的。”〔11〕章麗曼，一個充滿活力的年輕生命、四個可愛孩子的母親，就這樣悲壯地犧牲在了國民黨的屠刀之下！一個其樂融融、好端端的家庭，自此家破人亡，過著凄慘的生活！
王曉波一家的苦難人生
母親遇難時曉波衹有9歲多，他的大妹巧玲才7歲，二妹巧雲6歲，小妹學昭還未滿周歲。父親王建文也因“知匪不報”而被判處七年徒刑入獄。料理章麗曼後事的是當時正在憲兵服役的王曉波的表兄謝永全，是他把小妹從台北抱回來的。
王曉波說：直到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母親遇難了。記得當時，婆哭天搶地的叫著：‘女死了，兒不在（在大陸），叫我怎麼辦啊！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我當時衹有一個模糊的感覺：‘以後我就是沒娘的孩子了’，兩個妹妹更是衹知道傻乎乎的看著婆。
那時婆望著我們兄妹，想到母親的遇難和往後的日子，就悲從中來的哭泣，我最長，衹有我安慰婆，‘衹要我們長大，一定會好好的孝順婆’。婆聽了更難過，又望著我們哭：‘我的仔啊！你們什麼時候才長大啊！’婆不哭了，我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但又怕再觸動婆，就衹好自己跑到一條離家不遠的小河邊，獨自一個人莫名的大哭一場才回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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