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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都選舉”能否成為“省籍之戰”的終點，值得觀察。 |
省籍意識如何形成
當然，談到我的生活經驗，只是想說明台灣的省籍意識是如何形成，過去解釋這方面的意識，大多會把它放到政治衝突上面，但從美國政治學大師杭廷頓（SamuelP.Huntington）寫下“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所遭遇之挑戰”一書以後，大家開始關注族群衝突與國家建構的問題。
正如這本書的中文版解說所描述的：“美國是由英國殖民者所建立的。這些殖民者帶來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包括英語、基督新教的價值觀、個人主義、宗教使命感，以及對法律的尊重。後來到美國的移民潮，逐漸接受了這些價值觀，並慢慢吸收了美國的盎格魯－基督新教文化。然而，晚進以來，因為接受同化的移民者大多是西班牙裔移民，加上雙語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公民身分的價值下降，以及美國菁英的‘去國家化’表現，美國的國家認同已經遭到侵蝕”。
如果把它挪用到對台灣的解釋，那就是蔣介石為了保護遷移到台灣的外省籍老兵，他採行的保護政策無形中阻絕了外省籍和本省籍人士的互動機會，也阻絕了外省籍人士對台灣社會認同的機會，這種移民政策，跟過去唐山過台灣式的移民，其實有著很大的不同。這就讓1990年代李登輝推行高度對台灣“國家認同”的政策時，變成是激化台灣省籍衝突的主要因素。
當然，要解釋台灣內部的省籍衝突之因，其實還有多種面向可以參考。我在7月中旬出版的第57期“玉山周報”中寫了一篇相關的文章作解釋，文章中我比較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大量移民到拉丁美洲的經驗，他們初到巴西，都是以種植咖啡為主，儘管日本移民在巴西收益頗豐，但初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大陸，日本移民不僅要面對自然環境的改變，還要適應當地的文化，甚至是種族主義歧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日本移民的社會地位低下，而且還沒有巴西國籍。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移民組織了自己的社區，內部完全保持著從日本帶來的所有社會及文化習俗。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移民的處境開始發生變化。日本移民從日本帶來的農作物種子在巴西試種獲得成功，由此從咖啡業拓展到其他的種植業。他們基本壟斷巴西的蔬菜和水果種植業。直到今天，為巴西都市提供水果和蔬菜的仍舊是日本移民後裔的主要職業之一。
我把日本的移民經驗和蔣介石的經驗作比較，得出以下三點認識：
一、日本的移民是出於經濟的因素，但蔣介石的移民政策卻是為了政治上的因素而移民，為了維持政權的存在，所以蔣介石的移民多少有一些“殖民的心態”，一種以統治者自居的移民政策，當然不能融入當地社會，也不可能讓移民在當地從事低賤的農耕事業，這就是蔣介石的移民政策會在台灣造成省籍衝突的主因。
二、也因蔣介石的移民政策普遍存在著“國內殖民”的心態，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大一統的目的，所以他們移民到當地，就普遍存有較當地人民優越的想法，也就是“高級外省人”的心態，這方面尤其是在大學的法政學科中最嚴重。而日本的移民因為遠離本土，他們即使有政府的支持，但在鞭長莫及之下，只能靠著自己的力量，在當地社會打拼，所以他們不可能存在優越意識。
三、蔣介石的移民政策既然有著維持大一統的目的，所以對於當地人民就會施行一種高壓性的統治。越是高壓的統治政策，就越需要隔絕移民與當地民眾的距離，這也是蔣介石的移民政策無法讓移民跟當地民眾融合之因。
有了這些前因，才有李登輝時期開始被挑起的省籍意識衝突的後果，如今李登輝又在“選咱自己的人”的省籍意識上“下蠱”，今年台灣五都選舉變成“省籍之戰”，恐怕是無法避免的事實。
五都選舉的“省籍之戰”
今年底台灣的五都選舉是否會變成“省籍之戰”，表面上大家不願去觸碰這個問題，但隱隱約約還是在社會底層蠢動。
最先說出這項事實的是呂秀蓮，她在一次接受訪談中，就指出國民黨北北中三都提名的參選人都是“政治太子黨”。所謂“政治太子黨”，指的當然是國民黨提名的台北市長人選郝龍斌、新北市長人選朱立倫、台中市長人選胡志強等三人，不僅都是外省籍的身份，也都有“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背景，看在呂秀蓮的眼裡，他們不是權貴，又是甚麼？
這其實也是馬英九執政以後最大的問題，國民黨經歷李登輝的“背叛”以後，幾乎對黨內本省籍人士不再有互信存在，所以馬政府任用的中央層級官員，大多以外省籍人士為主，要不是前任閣揆劉兆玄被八八風災掃到，吳敦義想以本省籍人士出任閣揆的機會，恐怕不見得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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