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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發展方能守護台灣民主 |
中評社╱題：以王道文化建構兩岸關係的康莊大道－－台灣民主發展的進程與省思 作者：蘇進強（台灣），前台聯黨主席、現任台灣文化會館基金會執行長
俞可平先生在2006年發表的大作“民主是個好東西”，至今仍受兩岸政經學界稱道，但俞先生口中的東西，在中國大陸仍處於萌芽的階段。
民主台灣與中華民國相輔相成
在台灣，至1987年政府宣佈解嚴，翌年，蔣經國辭世，李登輝繼任為總統，開始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1991年5月，動員勘亂時期終止，國共關係轉化為“兩個國家”，李登輝並啟動憲政改革，取消“萬年國會”的大陸代表，國會全面改選，九六年總統直接選舉，台灣民主化進入“主權在民”的轉型階段，威權統治已不復存在。
以迄於今，雖然藍綠惡鬥未歇，國家認同紛歧與統獨爭議仍在，但台灣民主機制所建構的各級政府與議會政治，卻已是朝野最大的公約數與互動平台，在黨綱中主張台灣獨立，卻也在中華民國政府體制下及相關法令設立，且在執政八年中實質服膺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的民進黨，在執政期間，並未對“中華民國”國名與國旗作出任何更動、修改，被視為民進黨右翼的台聯黨，曾在李登輝執政時期擔任國統會委員，現任黨主席的黃昆輝更多次公開要求馬英九總統與副總統吳敦義，界定“一個中國”為中華民國。
進一步言，無論“中華民國”國名與憲政體制是否為朝野黨派所認同、喜好，但雖“不滿意”卻也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各抒己見，相互批判、相互監督，宣揚政黨理念，博取選民認同。這就是現在進行式的“民主台灣”。
台灣的民主發展，是不是“好東西”，是社會進步的活水，亦或是國家競爭力衰退的原因？其實無法用絕對值予以框設。最重要的是，“民主台灣”可以讓三級貧戶之子成為台灣領導人，也可以是村里長、鄉鎮長，躋身國會，這不是“陳水扁奇蹟”，而是台灣民主機制下，有為者亦若是的必然結果。而公民社會的成型，使地方至中央政府都必須接受民意的嚴苛檢驗，媒體的開放多元，雖使社會價值失去典範與方向，但卻也使官員、民代、公眾人物的言行，動見觀瞻，無所逃於輿論的監督，即使曾貴為總統，也不能不面對選民與媒體“透明化”般的鞭策，甚至成為階下囚。
民主台灣並非百分之百的健康，陽光有時也照不到全部的黑暗，但在此一機制下，存在就有成功的希望與出頭的機會，社會的公平正義雖無法普遍地實現，卻並非完全不存在，弱勢也較易受到良善的對待。
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民主退步”
族群意識、統獨立場，均曾在民主化過程中被廣泛做為選戰的工具，但此一現象自2012年大選即不復以往，因此，藍綠對立下的選舉，雖仍有激情，但選後三、五天內，政經社會的運作即已回歸正常；而壁壘分明、政黨傾向清楚的媒體談話性節目與內幕報導，雖不見得客觀，卻已成為民眾日常參與公共事務的另類管道。不分城鄉、階層、族群，“民主”不免使人情緒激亢，卻也讓多數民眾懂得尊重、包容、理性、分享。
就選民結構言，自1979年以降，歷次選舉中，大抵維持藍五五，綠四五的比例；立院的生態，在2000年民進黨險勝贏得政權後，曾有機會在當年立委選舉後，組成“安定聯盟”，藉以取得些微多數的席次，惜當時執政者輕忽此議，造成後來朝小野大，政務難以推動的惡果。2005年，民進黨動第七次修憲，將“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國會選制及公投入憲。其中，“單一選區兩票制”採取日本國會議員的“並立制”，國民黨趁機將親民黨收編解構，民進黨則損人不利己地使台聯黨在國會席次歸零；2008年國會選舉，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總得票率雖達43%，在席次上卻只得到二十七席，濁水溪以北，幾乎全軍覆沒。2012年，蔡英文在總統選舉票數僅輸八十萬票，國會席次雖有增加，卻仍改變不了難以過半的結構性困境。而全世界少有的公投高門檻，更形同“反公投”的荒謬設計，台灣人民要藉公投更改國號、國旗已形同“斷路”，這是民進黨標榜“民主進步”的大退步；民進黨席次大幅縮水，若謂之“自食惡果”並不為過。
民智已開 世代交替已成民主趨勢
總體而言，台灣自民主化以來，不論地方或中央各級民意機構，每次選舉，世代交替的趨勢已日益明顯，新人面孔多超過三分之一，其中又以都會地區較為明顯。但縣市地方首長，仍以國民黨佔多數，中南部地區的鄉鎮長則以無黨籍居多，而在選舉中涉及賄選或任職期間涉及瀆職、金錢舞弊者，雖說藍綠皆然，但比例上仍以國民黨為最；此外，被司法單位列管且有犯罪前科的地方民代、鄉鎮市長亦不在少數。這雖然是地方自治的汙點，但民智已開、民氣可用下，“凡貪汙舞弊必留下汙點”、“凡瀆職必遭揭發”的趨勢下，犯罪的民代、首長已難有隻手遮天、逍遙法外的本事，從辨證的觀點言，這卻是台灣民主化的進步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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