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本為政黨政治，在決策的過程中，菁英有其角色與責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不同在於菁英必須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然後交給議會或人民公投做出接受與否的決定。
國際社會迄今為止，大概還找不出哪一個國家先透過全民公投得到共識後再交給政府代表拿出去與他方代表協商。台灣自1996年第一次大選起即陷入了有關統獨與族群認同的民主內戰，至今仍然沒有全民共識。因此，如果用“全民共識”做為兩岸政治協商的條件，等於是告訴對方不必談了。在談判事務上，雙方自然各有其立場與觀點，不思如何讓雙方取得最大交集，而以自己人民沒有交集作為理由，其實正凸顯了台灣整個社會沒有處理問題的能力，而這正是執政黨與領導人應該化解與努力的地方。如今本末倒置，可能只有三個解釋：一是說的是事實，可是國民黨也說明了目前沒有解決的能力，因為沒有準備好，不能談；二是說的是藉口，告訴北京不要再提和平協定的事了；三是選舉語言，談的不是和平協定，而只是在陳述國民黨是多麼貼近人民，一切以人民的意願為依歸。
六、面對“和平協定”不應逃也不應避
兩岸和平協定可以看成是國共內戰的結束，也可以視為未來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在冷戰期間，兩岸不可能處理這個問題。冷戰後初期，兩岸還陌生與不信任到根本沒有想到處理和平協定。李登輝與陳水扁主掌大政的時代，兩岸沒有環境討論這個問題。嚴格來說，2008年是國民黨第一次贏得大選，有機會也有責任為兩岸關係開太平，但是一年多來，已經出現了太多次的條件說，讓兩岸和平的機會之窗可能又要錯過。
兩岸和平協定的目的不管是結束敵對狀態或是展望未來，有兩個問題是必然要處理的。一是“一個中國”的定義與內涵，即兩岸如何看待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清楚地說，有沒有台獨選項的可能；二是兩岸的政治定位，即北京如何面對“中華民國”的問題。這兩個核心問題搞清楚並得到共識，兩岸關係就可以撥雲見日、豁然開朗、大步前行、和平發展。
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是創造和平的機會；一個稱職的政治家是掌握和平的機會，一個平凡的政治家是不放過和平的機會。錯失這三種選擇，就與“政治家”的稱號揮手再見了。與其自陷在“國內達成共識”和“國際社會接受”的條件說，不如認真地研究並與北京就兩岸政治定位進行對話，為兩岸和平發展找尋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兩岸和平協定是台灣遲早要面對的問題，目前民進黨的態度是“逃”，不願意和平協定有任何達成的可能，因此對於和平協定不斷地妖魔化；國民黨的立場是“避”，就怕沾上了會影響到未來的選舉，因此不斷設定各種條件。這兩種負面與消極的態度並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會讓台灣逐漸喪失未來政治協商的籌碼，豈可不慎？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