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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兩岸安全互信，可以從海上安全合作入手。 |
中評社╱題：兩岸互信建設需要新思維 作者：潘兆民（台灣），東海大學大陸社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張植榮（北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兩岸進一步的和平發展，不僅是兩岸人民共同期待，更是亞太安全之所系。為了落實兩岸和平發展的期待，近來有關兩岸進行政治對話、簽署“和平協議”，和呼籲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之論述時興起來。其論述背景，由台灣而論，台灣若要消弭與對岸之軍事對立與不信任，必須認真面對兩岸政治與軍事問題，方能為兩岸開太平；而中國大陸先經後政的戰略考慮，當然認為兩岸經濟互補愈來愈深，兩岸進行政治對話的機遇期已然形成，開啟政治對話是有助兩岸消弭政治差異，甚至軍事對立。綜以觀之，其思維之鋪陳，是以兩岸難得的機遇期，但仍有軍事威脅，美國有“棄台論”，①台灣民進黨“中國經濟統戰”，迂回消滅台灣論等。
由此看來，目前的兩岸態勢是雖然經濟交流頻繁，但政治互信仍然不足。以目前的台灣政治環境，馬政府亦不敢冒著政治風險，一步到位的與大陸簽訂“和平協議”，或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為何不考慮以“安全合作”之“互信2.0”安全觀，依前述決議之風險管理訴求，逐步以海上救難、打擊海盜等政策工具，將原視為“困境”的政治議題，轉為政策“問題”，透過不斷的合作安全的堆砌，最終解開政治互信的死結。一方面，表現馬政府正視台灣國土安全與災難防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亦可以海上安全合作為契機，不斷去塑造兩岸互信機制的政策新思維。
據此，隨著兩岸目前已經簽署的、即將簽署的各項協議的推移，不斷推動安全環境的逐漸成熟，屆時這些“困境”就有可能在將來某個時刻，打開“政策之窗”，轉變為政治對話。誠如公共政策學者金登（John W.Kington）的術語，今天面臨的“困境”，將來等待時機，“政策之窗”將適時開啟。②
“互信2.0”：合作性安全的戰略新理念
本文主張兩岸決策者應透過“互信2.0”的政策行動，回應公眾和環境的要求，在當前政治互信不足的條件下，通過構建具體的政策行動，也可以達成政治目標。換言之，政策行動必然是針對那些當下已經存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是可以“擱置爭議”的方式，通過兩岸的努力合作可以解決者。就安全互信而言，本文主張海洋安全合作，是一較無爭議可以取得兩岸雙贏的合作平台。
“兩岸互信2.0”源自Web2.0概念。所謂Web2.0版是相對Web1.0版而言的新一類互聯網應用的統稱。Web2.0更注重用戶的交互作用，使用者既是網站內容的瀏覽者，也是網站內容的製造者。用戶不僅僅是在互聯飆網，同時也成為波浪製造者；在模式上由單純的“讀”向“寫”以及“共同建設”、“共同分享”，由被動地接收互聯網資訊向主動雙向創造互聯網資訊發展，從而更加人性化！③誠如美國奧巴馬政府解決公共議題，亦推動官民共同參與的e-government2.0概念，強調“透明、參與、交流、協作”的特色。④
筆者以上述Web2.0之情境設想，兩岸在推動政治與軍事互信前提難以前進之時，為避免兩岸政治與外交的“零和”遊戲困境，以建構主義思路，從低級政治的海上救援、聯合反恐和共同保釣研究等出發，循序漸進，逐步建立1+1大於2的“兩岸互信2.0”的新思路。因為安全問題不同於政治問題，是兩岸共同面對，而且是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如重大自然災害、核能安全互助、台灣海峽通道安全、東海南海主權維護等，皆非兩岸單方一己之力所能解決。
1990年7月，澳大利亞前外長埃文斯（Paul Evans）依據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模式，提出召開“亞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倡議，並指出：“未來的亞洲安全結構，應涉及一種全新的體制過程，在亞洲正如在歐洲一樣，應有能力形構一種框架，以便陳述和解決安全問題”；1993年9月，Evans進一步闡述合作安全的觀念。“合作安全”正是亞太地區在冷戰後所形成的一種新的安全觀，其強調通過國際合作的途徑，預防、遏制國家間的矛盾與爭端，並實現國家與地區安全。事實上大陸學者也提出了合作安全觀的核心有四個層次：
1、合作者的包容性：一方面是參與者的包容性，即對於任何一個行為體，不論其觀點為何，政體性質如何，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如何，亦不論其是否參與其他多邊論壇，均有參與能力；並強調非國家行為體與國家行為的一致性，均有能力參與合作中的各項過程。另一方面是探究議題的廣泛性：合作安全是基於“綜合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理念，設定對話與討論議題，因此其所涉及者必然是包含多領域、多層次。
2、合作過程的漸進性。合作安全是一種廣泛的安全取向，在範圍上是多向度的，在性質上是漸進的；強調確保而非威嚇；是包容性的而非排斥性的；在成員上沒有限制；喜好多邊主義(multilateral principles)勝於雙邊主義(bilateral principle)；在解決問題上偏好採取非軍事解決辦法；認為國家是安全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但也接受非國家行為者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要求創立正式的制度，但也不拒絕；此外，亦強調在多邊基礎上形成的“對話的習慣”。
3、合作機制的長期性。應定期舉行雙邊對話，因為建立正式的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可以帶來長遠的利益。
4、通過合作實現安全。當前海洋安全問題如海上犯罪、海洋污染等問題，已經無法通過單邊行為來處理，急需合作處理，共為主體共同採取行為。尤其是在兩岸間，海洋合作安全，並不一定要建立正式的或有拘束力的機制或組織，而是可以經由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實現機制化的海洋安全合作。此即本文所謂不斷創造兩岸共同安全架構的互信2.0政策工具。⑤
兩岸關係如從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論述，則強調國家權力與軍事力量是國家安全的最佳保障，所以彼此會不斷集結資源，追求自身安全，而兩岸關係勢必由彼此間權力力量的相對層級來決定。如以建構主義（construction principle）觀點，則認為通過建構的行為規範、原則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以便影響和規定行為者間的具體行為，以及如何運用合法手段去獲取利益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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