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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會成為“台灣的布萊爾”嗎 |
中評社╱題：“蔡英文與民進黨路線演變：分配政治與兩岸關係” 作者：鄭振清（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及清華台灣研究院副教授
從1980年代末到2008年，主導台灣歷次選舉運動的政治模式，無疑是“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每逢重要選舉，省籍、族群與國家認同觀一再被炒作和操弄，塑造出台灣政治的基本面貌。不過，自2008年以來，隨著台灣出口產業在全球產業分工與競爭中逐漸掉隊，加上全球金融危機對台灣經濟的嚴重衝擊，延續了半個世紀的均富增長模式在台灣已經難以為繼了。①這種全新的經濟社會格局，對台灣主要政黨的政見主張和社會動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野的民進黨逐漸認識到，過去的選舉利器——省籍、族群議題等認同牌——效力不再，只有回到社會分配議題，走“分配政治”（distributive politics）道路，才有可能吸引更多選民的支持。因此，從2010年底的五都選舉，到2012年初的大選，再到2014年地方選舉進程，我們可以觀察到，雖然“九二共識”、“對中政策”以及“凍結台獨黨綱”等兩岸關係議題在民進黨內部還沒有取得共識，但是民進黨在台灣內部公共政策和社會動員上卻形成了新的政策路線。②這就是宣導社會公平分配的話語體系。催生民進黨新政策路線的人物，就是兩次擔任黨主席的蔡英文。
同時，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日益綿密的經濟社會交流也在倒逼民進黨調整兩岸政策。2012年大選，蔡英文以6%的得選比例差距惜敗，她感歎說輸在“最後一里路”，亦即兩岸關係議題。不過，到了2014年，蔡英文的政治理智和領導力還得經受重要考驗。一方面，台灣經濟狀況持續低迷，民進黨的地方實力派精英不得不務實地尋求兩岸區域經濟合作和城市交流，實際上為蔡英文推動調整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過去二十多年來片面強調“台灣主體性”和強化“國家認同”的台灣社會與教育滋養出一種激進的青年社會運動，以2014年春“太陽花學運”為代表，正在不顧一切地撕裂台灣社會，衝擊兩岸關係，拉扯民進黨向民粹主義方向靠攏。
本文梳理2008年以來民進黨政治路線的演變，結合台灣社會分化狀況與兩岸關係進展，探討蔡英文在社會分配正義和兩岸關係上領導民進黨進行政策調整的空間和方向。
民進黨“中間偏左”路線：背離與回歸
整個1990年代，民進黨的支持者主要是本土工農階層和都市自由知識分子。民進黨帶有強烈的反國民黨威權統治情緒，並且將模糊的社會公平作為政黨路線。③不過，由於國民黨長期壟斷台灣的政治經濟資源，民進黨採取了訴諸“省籍—族群”的認同動員方式進行反抗鬥爭。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長期被壓制的台灣本土意識，在1990年代後期重大選舉中反彈，陳水扁等民進黨政客利用這種形勢，刻意宣揚“本土”對抗“外來”、“台灣認同”對抗“中國認同”的認同政治路線，擱置了注重社會公平的政治主張。④
民進黨執政伊始，針對國民黨與大企業的“金權合流”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照顧中下階層利益的財經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陳水扁執政八年間逐漸走向建立政商聯盟的老路，並且貪腐問題肆虐。這些問題不僅使民進黨與中小企業關係疏遠，也失去了很多基層社會運動團體的支持，實際上背離了早期“中間偏左”的路線（centre-left route）。⑤
2008年民進黨敗選之後，黨內青壯派人士反思陳水扁的路線錯誤和貪腐弊端，要求改革民進黨。其中2009年羅文嘉推動“二次黨外”運動和周奕成籌組“第三社會黨”影響較大。羅文嘉認為需要第二次“黨外運動”以抗衡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同時認為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代表著龐大的利益集團，因此民進黨應該站在受薪階級、傳統農工階級及白領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走“中間偏左”的進步路線。⑥2010年“五都選舉”期間，蔡英文與蘇貞昌雖然在黨內有競爭，但是民生議題都成為兩者選舉論述的主要內容，這正是民進黨“中間偏左”政治路線在選舉路線與動員中的反映。當時蘇貞昌、蔡英文都注重社會邊緣族群、弱勢群體、失業群體、脆弱中產階級等群體的利益要求，連續打出社會住宅、失業危機、貧富差距等民生議題牌，雖然最終在藍大綠小的台北市、新北市敗選，但穩固了綠營基本盤並爭取到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五都選戰中民進黨“中間偏左”的路線基調也被複製到2012年1月的“總統大選”中。
蔡英文的分配正義觀與“中間偏左”路線
正是在黨內青壯派積極反思和醞釀改革的背景下，蔡英文啟動了檢討民進黨政治路線的改革措施。從2008年5月到2012年2月，在台灣貧富分化和民進黨中生代推動政黨轉型的背景下，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逐漸走上“中間偏左”的政治路線。
2011年8月蔡英文謀劃已久的《十年政綱》公佈，標誌著她的分配正義框架的形成和民進黨“中間偏左”路線的回歸。該政綱“總論”列出民進黨的六項基本主張：就業導向的優質經濟、公平分配的互助社會、永續發展的安全環境、多元開創的教育文化、人民參與的民主深化以及多邊穩定的和平戰略。其中前兩項主張成為引領民進黨選舉策略和未來施政重心的主軸。按照《十年政綱》的闡述，就業導向的優質經濟，是指台灣應進行產業結構轉型，以知識、創新提升全球競爭力，並促進產業發展和在地經濟與在地就業的結合。⑦至於公平分配的互助社會，是指面對台灣人口老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組、失業增加及工作貧窮擴大等社會新風險，台灣當局必須建構“永續的社會安全網”，重視各項社會保險的公平性及永續性，同時應維護就業穩定、所得成長與勞工權益，力行稅制合理化，以最大程度縮小台灣的貧富差距，營造高就業、高平等的和諧團結社會。⑧不難看出，這些選舉政見主張正是“中間偏左”社會公平路線的要求。
2012年選戰期間，民進黨主動提出並且主導了ECFA負面效應論、貧富差距擴大、高失業率、軍公教調薪、租稅改革、工作貧窮、無薪假、老農津貼等基於公平分配的民生議題，體現了以階級和民生問題為主的選舉路線。到了選戰後期，越來越多的人質疑蔡英文的選舉政見集中於對社會分配端的公平正義的華麗論述，卻缺乏對經濟增長端的財源和產業政策的全盤謀劃，而如果沒有經濟增長提供財源的話，公平正義不過是民粹主義口號，無法令理性的中間選民放心。這就迫使蔡英文在選戰後期提出重視兩岸經貿、促進產業結構轉型的論述，不過為時已晚，並且受制於在野身份缺乏“政策牛肉”，難以得到多數經濟選民的信任，最終以6%的得票比例差距而敗選。
到了2014年，台灣的經濟狀況依然低迷。更糟糕的是，台灣的社會貧富分化有增無減，催生了激進的社會運動。不過，從蔡英文最近兩年來的言行來看，她對分配正義問題始終十分關注，並通過智囊人員尋找聯結社會運動，推進分配政策議題的管道。2012年蔡英文建立智庫“小英教育基金會”收攏人才，培育力量。而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幾位骨幹林飛帆、陳為廷、魏揚、黃郁芬等，或曾是蔡英文競選總部或小英教育基金會的青年追隨者，或本身就是民進黨員。他們的激進行動，未必直接受民進黨或蔡英文本人的策劃，但是從他們的很多言論中，可以辨識出蔡英文近年來政治路線和社會動員論述的痕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黑箱服貿自救寶典》（媒體稱“反服貿懶人包”）的作者台大經濟學系教授鄭秀玲也是小英教育基金會成員。學運一開始以“反服貿黑箱”為主訴求，跟2010年蔡英文反ECFA時主打反“黑箱作業”的論述如出一轍。除了“黑箱”問題亦即程式問題外，激起更多社會民眾跟著學運質疑和反對服貿的，恐怕是“批發零售生活產業將被陸資替代”、“弱勢產業將受衝擊”、“服務業勞工就業不保”、“兩岸開放不對等”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觀點。⑨由於馬英九政府對兩岸服貿協議宣導不力，這些觀點謬種流傳。這些都是典型的“中間偏左”論述觀點和階級政治動員話語，在台灣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經濟民生連年凋蔽的時代背景下，極易激起傳染性的社會焦慮。
可以預期，在分配正義方面，蔡英文將發揮過去幾年的政策積累和社會動員經驗，結合台灣內部分配問題進行更詳細的闡述，使之成為民進黨對抗國民黨的選舉新利器。同時，蔡英文將更加重視社會運動的力量，籍以發揮分配正義議題的選舉動員效果。不過，如何與社運的激進主義路線保持距離，對蔡英文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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