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這些參預政變的人數不多，而且並未得到莫斯科蘇共首腦葉利欽的支持（此人自己擁有野心；與其說是擁護戈爾巴喬夫，不如說是為他自己未來奪權鋪路）。政變僅僅維持了兩天即告終結；戈爾巴喬夫也恢復了他的職務。史稱這是“失敗的八月政變”。雖然如此，四個月後，情勢嚴峻到戈爾巴喬夫於聖誕節的當天宣佈自己辭職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聯邦（USSR簡稱蘇聯）的壽終正寢。
四、試談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真相
正如以上所言，戈氏畢生之心靈均受到一股潛在力量的支配，那就是對斯大林幽靈的反對。因此他的改革，可歸納成兩點：自由交集，與組織開放（已如上述）。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加一點很重要的時代背景。由於冷戰間的軍備競爭（譬如蘇聯須保持其在核武器的質與量上不落後於美國），再加蘇聯被美國排斥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之外。因此，蘇聯的經濟，殆至戈氏主政期間（特別是1980年代的後期），已逐步陷入重重危機。在他徘徊於尋覓經濟復甦的十字路口之際，一個可能“押寶”的辦法，是不排除全幅“自由化”，從政治到經濟。而在此節骨眼時機，正好有美國哈佛大學的幾位經濟學教授，提出他們高度“專業化”的意見，同意“經濟自由化”必須始自“政治體系自由化”。如果蘇聯有決心以政治體系自由化帶動經濟自由化（意即削減蘇共對經濟的鉗制），則不出幾十個月份（他們蓄意避免說幾年）即可見到經濟沸騰的成效。因為有此一“插曲”，所以時至今日，坊間仍有論者認為戈爾巴喬夫198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上了哈佛教授們的當”！
為求公正起見，我們不妨將此二者視為巧合。戈氏要改革（包括挽救蘇聯經濟）之心意，不容置疑；至於哈佛教授們的意見究竟起了何等作用，姑可存疑。有一點足以顯示戈氏改革之意圖確實來自他的真心，那就是他對東歐與中歐各附庸國的政策。他鼓勵這些附庸國自由獨立、脫離蘇聯的控制，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是他的動機，我們如何解釋？據我所知，有一派研究蘇聯的學者們，認為戈氏如此作，是企圖要利用這些前附庸國獨立自由後的經濟進展，作一個“前車之鑒”，用以說服蘇聯內部對自由化仍存猶豫的同仁。戈氏應該知道，這些前附庸國對蘇聯經濟的戰略價值：譬如任何蘇聯的出產，在蘇聯境內售價一塊盧布的貨物，在任何附庸國境內，其售價當是三倍之多。所以，若非考慮到以上所說“前車之鑒”的作用，戈氏如此的讓附庸國獨立自由的政策，是什麼意思？自砍手腳乎？量他不至於那麼愚蠢！
五、結論
如果我們可以引用心理學來分析一下戈爾巴喬夫的動機，他的所作所為，應該不是針對促使東西冷戰的結束。因為，如果為了終止冷戰而必須賠上的代價是蘇聯國體的瓦解，那麽戈爾巴喬夫豈非患有精神病（何止愚蠢而已！）。我們不應該懷疑他的動機是要改善蘇聯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度——他要抹滅斯大林式的暴政傳統。他如此做，是要給蘇聯老百姓帶來“自由交集”與“組織開放”（一如上述）。但，不爭的事實是：他推出的改革，可說是好的動機卻帶來了沒有預期到的極為惡劣的相反的後果。若說這不是人間的悲劇，那什麼才是？我這里用的“可說是”，乃有其原因在：因為由某些樂於見到蘇聯毀滅的人士來看，這對他們而言正是“歪打正着”的好結果。
可是，縱使以“歪打正着”的眼光來看，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到一點常被忽略的另一組問題？由於蘇聯解體是未曾預期的結果，單看俄羅斯，在“後蘇聯”的“重整”與“康復”的艱巨大業上，再加它與前蘇聯其他共和國間彼此關係的問題上，是多麼難以拿捏。譬如俄羅斯自蘇聯崩潰以來內部調整的不斷掙扎，以及對外與烏克蘭的衝突，均是這些棘手問題中的具體例子而已。
話說至此，由於討論蘇聯之興亡，我想附帶提出一個難以避免的觀察：即建立一個強勢國家不易，而毀滅它卻是相對地比較“容易”。譬如蘇聯自1917至1947年經過三十年漫長歲月方才建立起來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超強大國。相反地，蘇聯在戈爾巴喬夫1988年改革啟動之後，不出三年至1991年底，情勢已迫切到他非得宣佈自己辭職以及蘇聯解體（即完全毀滅）不可。想起中國諺語“多難興邦”，對戈爾巴喬夫的蘇聯，似乎可加一句“輕言改革足以毀邦”的警語。不過，儘管如此，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動機是值得讚揚的。至於其結果並非他所預期的一節，也值得我們為他惋惜。很多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應該以一個結束了“冷戰”的英雄走入歷史。但比較正確的看法，似乎應該是將他視為擁有崇高理念與寬宏心靈的領導人、而其好心的改革卻帶來相反的厄運的悲劇人物。我們對戈爾巴喬夫之過世，儘管不能“蓋棺定論”，至少他值得我們同情與惋惜。
六、歇筆後附加語
也許有人（亦是“有心之人”）想藉因戈氏改革舉動而帶來蘇聯的毀滅，來影射其他共產黨政體（可能類似）的下場。認為這些政體的尷尬是：為了維持共產黨持續掌權，殆至某個階段會發覺非改革不可；但改革卻難免會促使共產黨政權提早滅亡之厄運。
似此大膽的推測，所能起之作用，不外乎二：⑴嚇迫北韓不敢改革；⑵影射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終將導致重轁蘇聯的覆轍。這個表面是“舉一反三”的推斷，其實暗藏了一個蓄意的毒針。因為它蓄意誤導，我們非得正視詳加駁斥、以戳穿其荒唐扭曲不可。
在思考層面上，此種推測之毛病，乃基於兩個思想上的錯亂或不加分辨。第一，它對何種改革（譬如政治改革或經濟改革）應該領先問題之錯亂。第二，對中蘇兩個政府領導改革方式大相徑庭之未能分辨。
正如上述，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改革是政治改革在先、經濟改革隨後。而中國鄧小平改革的順序正好相反：是由經濟改革開始、而延遲政治開放（這樣就不致失控）。戈氏的改革，在做法上先減低了政府對經濟管控的功能。譬如，他撤消了政府的“外貿部”、並取消了以往政府對貨物定價的政策。雖然沒有用“民營（或私有）經濟”的詞彙，但私營的商店、公司與行號卻普遍出現；這正代表了對公營企業的忽視。
與此相反的，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卻是先鞏固與加強政府對經濟運行的主管機構與程序。這些機構負責經濟發展上的規劃、執行與協調的功能。這些國控機構雖然複雜，但它們均同屬於一個龐大而井然有序的組織系統，故能相互照應、合作無間。值得一提的三個機構，包括（A）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B）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及（C）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他們所主管的經濟系統，包含了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以及公私合營（與中外合資）共存的混合體。其中仍以國營企業領先。並以國家機器領導市場；再由市場領導企業。這樣的順序安排，簡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所以，中國的改革與前蘇蘇的改革，完全有戰略上的天差地遠。何況，戈爾巴喬夫的“人民代表集團政黨”的出現，導致蘇聯共產黨的站邊，造成最後的失控。這與中國繼續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局面有天壤之別。考慮到這些差異，居然有人硬把前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中國鄧小平式的改革拉扯到一起，究竟是什麼居心？
另外有刻意狡辯的人士，提出一個企圖混淆視聽的論點，說中國共產黨“苟存”迄今，是吸取了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教訓所致。這是不顧歷史真相的歪曲。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而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到1988年以後才開始。先後相差至少十年。我們需要反問一句：為什麼戈爾巴喬夫不向中國的改革模式學習？如果他學習了中國的榜樣，蘇聯可能就不會說垮就垮了。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0月號，總第29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