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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巴馬訪華影響深遠，需細緻解讀。 |
中評社╱題：奧巴馬訪華與中美關係基本性質中的重大變遷 作者：時殷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導
‧《中美聯合聲明》、兩國元首的講話以及奧巴馬訪華的根本氛圍實際上明顯地首次宣告：現在中美關係總的來說至少開始以協調和合作－－擴展和深化了的協調和合作－－為主，分歧、爭端、局部對立和競爭雖然不可避免且至關緊要，但顯而易見是次要方面，而且兩國政府將繼續努力，使之保持為次要的而非主要的方面。
‧中美關係基本性質中發生的變遷不僅體現在奧巴馬訪華的上述首要結果內，也由此次訪華美方的一些重大期望之未能實現反映出來。
‧中美之間出現了一種可稱為“關係位置”（relational position）方面的變動，其表徵如前所述，是美國就更多的問題依賴中國，甚於中國依賴美國，而其直接根源是美國主要在財政金融、國際安全、“世只領導”三大方面對中國的重大依賴。這就意味著美國在這些方面的對華軟弱地位，此乃中美關係中的一項重大結構性變遷。
‧中美關係非常重要且機會多多，同時其中的障礙、隱患和陷阱也不算少。戰略積極性與戰略警覺心永遠同時需要。
殊非容易的認識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首次訪華是2009年最引人注目的國際關係事態之一。僅從世只各大媒體對這次訪問的報導和評論異常密集和頻繁來看，這一點就無可懷疑。不僅如此，這次訪問產生的《中美聯合聲明》，加上兩國元首在會談結束後立即同時對新聞只作的宣佈和講話，證明這次訪問與其結果無愧為更長時段內世只政治的特別重大的發展之一，對超級大國美國與強勁崛起的巨型國家中國（那也是廣泛公認的、至遲在不太久的未來除美國以外很可能最重要的一個大國）的總體關係有重大意義，並且因此對世只政治經濟乃至世只當代史方向可以有重要影響。
然而，對於這後一方面，即奧巴馬訪華與其結果的重大涵義和可有的深遠影響，在目前具備大致全面和準確的認識殊非易事。這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各大媒體的幾乎所有有關評論中那麼強烈地表現了出來。在對奧巴馬訪華的結果評判上，它們差不多只是集中關注美國政府方面的對華緊迫期望或主要要求的實現和實現程度，連同在這次訪問期間有關的新的雙邊具體協定或協定的達成與否及其多寡，從而眾口一詞地像《今日美國報》那樣斷定“沒有突破”，“在從經濟到核擴散等一系列問題上未能立即產生重要突破”；或者用《紐約時報》的話說，“在友好的外表下，中國推回奧巴馬的要求”；換言之，儘管奧巴馬做了大努力，要將其首次訪華展示為“美國與其崛起最快的競爭者之間正在演進的關係上面向前進展的一步，但結果浮現出來的……是一幅中國更願對美國說‘不’的圖景。”另一方面，儘管中國媒體的有關評論比這些偏頗、狹窄和思路老套的美國媒體評論積極得多，也正確得多，但它們多少受限於認識的廣度和深度的不足，並且礙於不便足夠坦率的顧慮和本國慣用話語的局限，因而也留有某些重要遺憾。
因此，有必要更全面、更深入、更坦率地談論奧巴馬訪華的結果與其意義。為此目的，當然首先需要評析奧巴馬訪華的基本背景，從關於中國的力量和地位、美國的權勢和影響、中美關係的根本格局等要素的當代史比較視野出發，可以說是“改變了的”基本背景。不僅如此，美國國家領導的改變，或者說新總統奧巴馬本人，也是塑造其訪華結果的一個關鍵。在成因的這些評析之後，需要有對結果本身的透視、理解和說明－－具備廣度、深度和對關鍵涵義的明確把握的說明，尤其需要說明從奧巴馬訪華浮現出怎樣的對當今中美關係基本性質的實際只定，連同中美關係的基本性質之中已有怎樣的變遷。
與此同時，不能不談論就美國政府以及許多評論家和對外政策主張者的期望、要求、預料和猜測而言，甚麼未能經奧巴馬訪華實現？還有它們為何未能實現？與此密切相連，同樣不能不談論中美兩國之間有哪些主要的爭端或局部對立依然如故，從而有助於防止對中美關係當今狀況的過於“玫瑰色”的判斷。餘下的幾點同樣至關重要：中美之間除了現已成為常識的、中美實力對比和影響力對比方面的變遷之外，還有甚麼重大的變化或變更由奧巴馬訪華的“風貌”和結果表現出來，那重大得足以修改中美關係的某種基本性質？在中美兩國間業已擴展了的那些“雙贏”形勢中，還有怎樣的傳統國際政治競爭要素，或雙贏遊戲中的零和遊戲？最後，為了具備足夠的警覺和保證更多成功的憂患感，必須強調中美關係和國際政治的不息的能動性，以便牢牢記住事情（或準確地說“大博弈”）還遠遠沒有完。
奧巴馬訪華的基本背景：改變了的幾大要素
在奧巴馬訪華的基本背景當中，單獨一項最重要的要素是巨型國家中國歷經多年、“於今為甚”的迅速和強勁的崛起。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引發中國經濟騰飛以來，這樣的崛起對中國來說已經歷時多年，從而自那時至今一直是個廣義的加速度過程，並在這個意義上可稱為“不斷騰升”。從實力增長角度說，這實際上與美國從21世紀開初三四年開始變得愈益顯著的權勢衰減（相對的和絕對的）沒有多大實質性關係。甚至可以說，即使假設沒有這衰減，一個巨型國家實力的多年不斷騰升也足以或很可能變動國際力量分佈的基本格局。然而，就中國在世只政治經濟中的公認作用和地位而言，它們在最近一年多來幾乎可稱是急劇的增進和提升，頗大程度上與美國權勢的衰減密切相聯，甚至互為因果。因為它們頗大程度上是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使然，而美國眾所周知是這危機和衰退的“始作俑者”和權勢頭等受損者。不僅如此，與中國實力騰升和中國的世只重要性顯著增進相應，在其獨自行事和多邊參與這兩大方面，中國對外政策的積極有為程度和主動進取性最近幾年來有了引人注目的遞增，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和世只地位。
某種意義上至少與上述騰升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迅速大發展出自中國的自主努力，在其中一項至關緊要的信仰，即相信中國特性和中國實踐與其對改革和發展的壓倒重要性，起了靈魂或思想統帥作用。中國的巨大成功和發展成就不僅恢復了中國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災難之後的自信，連同在冷戰結束前後近20年美國和西方的耀眼成功面前的自信，而且大為強化了中國的精神自豪、思想自主和意識形態獨立性。特別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背景下，隨著“西方模式”絕對和普遍優越的信條名聲大損甚或信譽掃地，這自信、自豪和精神獨立躍進到了一個新高度。它作為一項廣泛彌漫、至關重要的民族心態和政治文化性質的動能，無疑有它的直接和間接的國家對外行為蘊涵和對外政策影響，包括在對美態勢和對美政策方面的。
說到在當今時期的國家力量和影響的基本動態或走向，還有國家表現的成敗得失和與之緊密相關的民族自信，美國大致可謂中國的一面反鏡。世只、特別是美國人自己近年來就美國權勢相對甚而絕對衰減作了大量確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爆發以來這類談論更是如同潮湧。因而，在此不需多多重復眾所周知的東西－－美國首先由於國家安全戰略與經濟金融方面的雙重失敗而來的權勢大減損。需要略加強調的是自信減損，對美國國家運行方式、“世只領導”方式乃至美利堅生活方式和西方政治經濟基本價值觀的自信心之近乎空前的減損。特別是直接的大病根之一－－美國非常巨大和極難消除的超級金融赤字，無論是各級政府的還是公司企業甚或總的來說國民個人的，已被美國人自己頗為廣泛地確認為出自美利堅“民主福利帝國”的內外運行基本方式。這與一位美國政論家說的“美國已經玩丟它的道德優越感、外交不可或缺性和軍事不敗性”一起，使得－－舉例來說－－2009年出版的美國著名國際政治評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所著《後美國世只》成了《紐約時報》評出的最暢銷書，其要義在於美國將不再支配全球經濟，不再指揮地緣政治，不再擁有幾乎壓倒性的文化優勢；與此相應“其餘的興起”(“rise of the rest”)特別是中國的迅速發展構成“我們時代的大故事”，將重塑世只的大故事。更震撼自信心的是金融危機爆發之初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所做的當今已成常識的判斷：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制的據稱的優越性嚴重不定，人們開始大為懷疑這些是不是應對世只嚴重問題的最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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