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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和未來的中美關係，必然是有風、有雨、更有晴。 |
不少人十分關注2010年美國“重返亞洲”的進展。但深入觀察可以發現，美國取得的這些進展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修補性、恢復性的。美日和美韓軍事同盟的強化、美印關係的改善、美國與東盟關係的改善，實際上都是修補性、恢復性的。不能無視美國“重返亞洲”的這些進展，但也不應由此做出美國將獲得成功的判斷。事實將證明，美國要在亞洲保持並爭取強化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是一個錯誤的戰略目標，因此是不可實現的。當前和未來很長時期中，亞洲將一直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區，發展迅速、變化劇烈。美國和任何其他國家，要想在亞洲獲得領導地位，都是違反亞洲的歷史大潮流的，因而是不會成功的。此外，美國儘管仍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其實力與贏得亞洲領導地位的目標之間，存在著無法消除的差距。所以，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可以取得一些進展，但其戰略目標無法實現，因而對中國的影響必然十分有限。
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
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國的對美政策，共同構成了中美關係的基礎，同時也是中美關係的表現。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來，中國的對美政策一直保持著明顯的連續性、穩定性，但美國的對華政策則出現幾次重大調整，並從而導致了中美關係的幾次重大變化。2010年1月開始，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與2009年相比似乎發生了變化。很多人驚呼，美國的對華政策“由溫和重新變得強硬了”、“遏制又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等等。這些明顯是誤判。事實上，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確實在發生重要調整，但不是2010年與2009年相比的調整，而是冷戰以來延續了近二十年的，“接觸加遏制”的美國對華政策，在國際金融危機後，開始向“借重加牽制”調整。這將是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調整。
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實際上也是對中美關係的定性，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都直接源於美國對中國定位和對於中美關係定性的重大改變。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國的定位，由冷戰時期的、共同對抗蘇聯擴張的非結盟的同盟者，調整為“非敵非友”，從而導致美國“接觸加遏制”對華政策的形成並延續近二十年，雖然“接觸”與“遏制”的形式、分量不斷有所調整。2009年1月奧巴馬開始執政，正值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強烈衝擊，世界發生冷戰結束以來的最重大變化。其中，中國和美國的變化尤其重要。奧巴馬政府正是在這些背景上，開始調整對中國的定位。從2009年以來奧巴馬、希拉莉等的言行，可以看到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包括：美國歡迎一個強大、繁榮、穩定的中國；中國將在廣泛的國際事務中發揮重大的積極作用；中美廣泛、有效的合作，將給美國帶來重要的機遇；中國與美國存在重要分歧，但這些分歧可以通過溝通逐漸縮小、化解。顯然，這些較之“非敵非友”內涵明顯積極的認識表明，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定位，正在向“是友非敵”調整。這一定位的調整雖然剛開始，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美國的對華政策將從此進入又一個新階段，中美關係也將由此進入又一個新時期。
由於對中國的定位正在向“是友非敵”調整，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也開始由“接觸加遏制”，向“借重加牽制”調整。“借重”和“牽制”都是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借重”是更主要的部分。奧巴馬對借重中國的高度重視溢於言表，最突出的是為恢復美國經濟而必須借重中國，同時在其他方面也多所借重。這些不僅大為超過了“接觸”的範疇，實際也超出了一般意義的合作。對於奧巴馬政府高度重視借重中國，應該沒有太大爭議，但對於奧巴馬政府是否堅持遏制中國，顯然存在不同認識。特別在2010年奧巴馬政府製造中美之間一系列矛盾、衝突後，認為其堅持，甚至強化遏制中國政策的看法更具普遍性。但深入分析2010年的中美矛盾、衝突就可看到，從批准對台軍售、奧巴馬會見達賴，到糾纏人民幣匯率問題，美國的作為雖然給中國製造了麻煩，但都沒有，也不可能對中國造成重大實質性損害；更沒有，也不可能迫使中國在這些矛盾、衝突中改變、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對此，美國朝野已有越來越廣泛的共識。所以美國的這些作為已經不是本來意義的“遏制”，即不是出於明顯敵意，以強力迫使中國改變，甚至放棄自己的立場和行動。顯然，美國的作為只是對中國的“牽制”，即在無法改變中國的立場和行動的前提下，通過給中國製造不同程度的麻煩，來爭取美國的相關利益。“牽制”與“遏制”一字之差，內涵很不相同。但奧巴馬政府必然堅持對中國的“牽制”，這既是中美之間始終存在矛盾、衝突決定的，更是美國與中國競爭的需要。美國對華政策由“遏制”變為“牽制”，不僅是美國對中國定位中敵意減少的結果，而且是美國已無力遏制中國的結果，更是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和中國、美國重大的歷史性變化的結果。所以，美國對華政策由“接觸加遏制”，向“借重加牽制”的調整，不僅是必然發生的，而且是難以逆轉的，在奧巴馬政府之後還將繼續堅持。
當前和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
2010年奧巴馬政府引發中美之間一系列摩擦，導致很多人驚呼“中美關係由熱變冷”，甚至認為“中美開始了新冷戰”。這些判斷既是沒有認真分析中美之間所發生摩擦的結果，更是昧於國際金融危機後中美關係變化大趨勢的結果。事實上，2010年中美之間所發生的摩擦，不是中美戰略衝突的反映，而是中美戰略磨合的表現。首先，摩擦不是中美戰略利益嚴重衝突所引發的，而是或者主要由奧巴馬政府國內政治需要引發的，如批准對台軍售、會見達賴；或者主要由中美之間具體利益衝突引發，如人民幣匯率問題、貿易保護問題。其次，儘管這些摩擦導致了中美關係下滑，有的還導致了嚴重下滑，如批准對台軍售，但摩擦都得到化解，中美關係隨之不斷回升，而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美，則標誌著中美關係達到了新高度。所以，2010年中美之間的摩擦不是“新冷戰”，而是國際金融危機後，中美關係進入又一個新階段之初的、不可避免的一次曲折，或者說一次“戰略磨合”。
冷戰結束後的近二十年中，主要由於美國“接觸加遏制”的對華政策，中美關係一直處於跌宕起伏的協調與衝突狀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特別是奧巴馬執政以來，隨美國對華政策向“借重加牽制”的調整，中美關係開始進入一個重要的新階段。中美關係日益明顯地表現出兩個重要特點：第一、中美之間開始形成真正的相對平等關係；第二、中美關係開始處於合作與競爭狀態。長期以來，美國實際上從不真正尊重中國的重要利益，而所謂的保持與中國接觸和遏制中國，更表現了美國居高臨下的心態。但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心態發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變化，開始以相對平等的態度處理中美關係。2009年11月奧巴馬總統訪華，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明確宣稱“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美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明確宣稱“中美致力於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這些宣示是中美雙方的共識，但首先反映了奧巴馬政府面對現實，改變了對中國居高臨下的心態。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綜合國力，首先是經濟實力的明顯增強，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在無論經濟實力還是綜合國力，中國仍然弱於美國的形勢下，美國急需中國的合作，而中國可以並且已經提供了廣泛的合作，才是美國改變對中國心態的真正原因。
奧巴馬及其政府的高官們，一再表示了對中美合作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競爭正在成為中美關係的又一重要側面，這是中美關係的又一個新特點。奧巴馬及其政府的高官們在突出強調中美合作的同時，也同樣強調了中美競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強調中美必然存在廣泛競爭時，更強調競爭應該成為中美共贏的良性互動，而不應重新陷於零和式的惡性互動。
2011年1月27日奧巴馬在其提出的第三份《國情咨文》中，突出強調了美國面臨嚴峻競爭的形式，甚至提出美國正面臨1957年在太空競爭中暫時敗於蘇聯的“衛星時刻”。諮文四次提及中國、印度和韓國，認為中國在清潔能源、高速鐵路和高速電腦的研發方面已領先於美國。顯然，已經明確地將中國列為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實際上，中美相對平等、合作成為中美關係主導方面，以及競爭是中美關係重要側面，三方面互相交織、緊密結合，共同構成了當前和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
美國對中國“是友非敵”的定位、“借重加牽制”的對華政策都正在形成之中，所以，相對平等的、合作與競爭的中美關係新特點，也剛開始表現，它們的成熟，還需要很長時間。同時，長期積累的中美缺乏互信的狀況、結構性矛盾引發的衝突，以及各種具體的利益衝突都將長期存在。這些共同決定了，當前和未來時期中美之間將仍然會矛盾摩擦頻發。特別是還可能出現更嚴重的局面，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為有效牽制中國，利用和擴大中美的固有矛盾和各種具體利益衝突，甚至不惜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主要是再次在台灣問題上製造事端。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之間無論出現多少矛盾衝突，甚至嚴重的矛盾衝突，美國“借重加牽制”的對華政策，以及相對平等、合作與競爭的中美關係，必將在中美一再發生的戰略磨合中，不可逆轉地成熟起來。這是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和現實利益決定的，也是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世界潮流決定的。
所以，當前和未來時期的中美關係，必然是有風、有雨、更有晴；而風雨之後，中美關係的天空必將是更持久、更穩定的晴朗。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3月號，總第15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