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服務業與專業精神
上世紀80年代不少內地朋友來到香港，看到香港的先進和繁榮，會激動流涕；九十年代來港，會覺得差距依然很大。曾幾何時，港人因而自大成狂。回歸之日，特首董建華在演說中聲稱“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一時傳為美談。現在回頭看去，這明顯是大香港主義的心態。但是存在一定合理，他這句話反映了不單是港人的心態，甚至可以說是全國當時的心態。回歸之後經歷過地產泡沫爆破、亞洲金融風暴侵襲、六十八個月連續通縮的今天，大量內地同胞來香港自由行，會發覺單從外表看，香港除了高樓大廈比較密集之外，基建已不復超前，跟內地大城市的分別已經不大。我們會較同意：“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更好。”但這並不表示，香港與內地的差距已經不再存在，或者香港對內地已難有太大的影響和貢獻了。
現在內地十分流行軟件、硬體的提法。我們可以簡單的說，在硬體方面，許多方面內地已經追上香港，甚至有所超越。至少，香港就沒有北京最近出現的超前建築群，也沒有上海的杭州灣大橋和生態社區。但是在下一階段的發展，國策就是要擴大服務產業，尤其是各大城市，紛紛要發展現代生產性的服務業和商貿服務業。但它們都有同一個感覺，就是覺得力不從心。跟發展第二產業不一樣，圈地、抓項目、招商引資這三個起手式，已經不大見效。發展服務性產業是一個系統工程，當中包括了政府的角色和效率，城市管理、人文素質等因素。
上海、深圳等市的領導，大都明白這一道理，很多人更把這歸結到香港的法治優勢。沒有錯，香港市民可以說是包括台灣在內，全國最守法的市民；法治精神，隨處體現，並且滲透到每一個市民日常的生活中。在香港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見到大部分市民自覺排隊，見到綠燈才過馬路，和不隨地拋垃圾等。其實法治只不過是香港系統優勢最容易被見到的一個子系統。更重要的是，和內地短期之內難以追上的，是香港普遍的專業主義。
2003年非典期間，內地、台灣和香港醫護人員的表現作比較，香港異常突出。當年香港被世只衛生組織定為疫埠，與外只隔離。但是全港的醫護人員，包括不受任何紀律約束的私人執業醫生和診所內的職員，沒有出現過逃兵。我有一個朋友劉大鈞，他是私家兒科醫生。他不愁衣食，大可閉門停診，但他和全港其他醫生一樣，堅持看病，結果受到感染而犧牲了。在各醫院中，有好幾個醫生很早就受到感染，他們全都於剛康復出院後，便馬上回到感染風險極高的崗位報到。
最近九龍一次大火，居民無一死亡，卻死了兩個消防員，一個頗為資深，另一個只入職一年多。後來經居民透露，才知道他們不約而同的把所餘無幾的氧氣桶，交給火中的居民逃生，自己甘願犧牲。這種專業精神，在香港到處都可以見到，只是沒有集體視死如歸那麼戲劇性而已。這種內地極力提倡卻不見得很成功的“雷鋒精神”，在香港是屢見不鮮。只要有需要，就會很自然的冒現眾多活雷鋒。
因為專業各有其國際公認的標準，以及頻密的國際交流。中國經常說要與國際接軌，大可通過學習香港，通過民間自訂的嚴密行業管理而達致這目標，直接與國際最規範和最先進的標準接軌。這是最切實可行，有徑可蹊，而且十分有效的移風易俗好方法。以中國市場之大，發展之速，若能以香港為總部，設立與國際專業接軌的各種專業資格評審和管理機制，不但能使我國專業能更健康地發展，同時也不會完全被外國的專業利益牽著我們的鼻子走。只要專業精神能建立和鞏固，法治習慣便在其中。
香港城市管理經驗值得重視
另一個開始被內地領導注視的，是香港的城市管理。香港整體的內部管理，是世只一流的。內地各級領導以前都稱道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同樣道理，公務員系統只是香港成功的城市管理系統的一個重要的子系統。內地遊客到港，第一個最深印象是香港絕少塞車，與北京的反差尤其明顯。事實上，跟如新加坡等與香港人均收入相若的城市作比較，當會發現人均汽車數量是偏低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統十分發達，軌道運輸特別方便。香港軌道運輸的成功管理經驗，通過顧問合約、管理合約和直接投資等方式，現在已經滲透於內地幾個大城市的軌道運輸當中，到處都可以見到香港的影子。
城市化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點之一，因而學習良好的城市管理，也是城市領導必抓的一個重點，時下流行派官員到情況與中國大不一樣、城市管理許多時也不見得特別好的美國去受訓，倒不如與香港特區政府合作，以各種形式，包括掛職培訓，當會收益更大。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8年10月號，總第13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