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若從實際的層面去考慮問題，很容易便會明白，除了雙方政府投資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之外，地區經濟合作，是在產業和企業之間進行的。從政府的角度，它不能過分傾斜某一企業，不然會引起“官商勾結”的指責。在內地，政府習慣政策傾斜某些產業，扶植其發展。香港到最近也已拋棄了“積極不干預”政策，提出要優先發展檢測和認證、醫療服務、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教育服務等六大產業。但是到了研究香港經濟出路的經濟機遇委員會解散，正式宣佈發展這六大產業的新政策時，仍未拿出十分具體的措施出來。當中最實在的，是馬上成立了40人編制的“創新香港”，但卻未定它的地位。
無論如何，未來粵港兩地的經濟合作，最有效率的做法將是兩地的業界作主動，去開拓市場空間，政府通過像商會等中間團體給予支持。兩地中間團體之間加強溝通合作，並且與業界溝通，找出當前兩地合作的瓶頸所在，並且盡可能以自身的力量作突破。到兩地產業自身解決不了，再找政府幫助解決。這個模式，政府不再走在第一線，而是通過中間團體，積極支持和促進。在這模式底下，在內地，政府是向後退；在香港，政府是往前走。一進一退之間，彼此都找到共同的波段和位置，而做的事情，都是實實在在能幫助業界的措施，而不是一些虛文。通過業界的動力，步伐肯定加速。
專業標準需協同
第二個誤區是追求區域化而忽略了協同化（harmonization）。CEPA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自2004年啟動至今，CEPA每年都進一步增加項目，但除了自由行之外，其他方面未見有突出的效果，跟最初的預期相差甚遠。在實物貿易方面，規格等問題因為早已有共同的標準，問題不大，只是商人一般不再願意在成本高昴的香港投資搞工業，因而零關稅刺激不起香港再工業化而已。但在服務行業，各行各業都有其兩地不同的標準、要求、資格等。以前內地喜歡說“與國際慣例接軌”，現在才發現原來世界上是有不同慣例的。如在空中交通管理，香港用英制、內地用公制；生物科技的界定，兩地十分不一樣，連中藥的標準，也不相同。這裡很難各走一步，而除了一些專業管理，香港能自稱先進之外，更多的境域中也很難說誰優誰劣，並且牽涉到巨大利益，誰也不依誰的。
解決的方法，只能先易後難，一個一個產業的逐步處理。首先，找一些有共同或相近行規的產業，加速協調，讓彼此一致，珠三角五千萬人口的市場一下子便成了共同的大舞台。其次，找一些某方有明顯優勢的，另一方向它靠攏。在許多專業，香港佔明顯優勢，粵方可放棄本來的體制，接受香港這一套。因為中國整體市場十分龐大，足夠支撐本身獨創的一個系統，在某些可能的情況之下，港粵可先行先試，聯手創立全國性的行業體制系統。到最後，“書同文、車同轍”，關乎國家利益，中央政府必要時可介入，促使廣東與香港合作，採用某個系統，或者創立新系統，作為先行先試。無論如何，協同化這一關是繞不過的，現階段非聯手攻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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