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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和平應是兩岸執政當局共同的願望 |
中評社╱題：“探究兩岸‘和平協議’:‘歐安會’的經驗和啟示” 作者是：趙春山（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前言
兩岸“和平協議”是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以來，廣受兩岸和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議題。但什麼是“和平協議”？為何要簽“和平協議”?“和平協議”的內容是什麼？由誰來簽？如何簽？什麼時候簽？雖然兩岸輿論、學界和智庫人士，曾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許多的研討，但顯然沒有取得共識。因此，展望未來兩岸關係，雖然雙方都有可能必須面對“和平協議”的問題，甚至認為無法也不應該加以迴避；但以當前兩岸關係所處的內外環境看，從“和平協議”的理論研究到實際運作之間，仍然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
“和平協議”的關鍵字眼是“和平”和“協議”。重點應是“和平”而非“協議”。簽“和平協議”必須有助於創造和維護永久和平。探討“和平”和“協議”的關係，本文將以“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in Europe , CSCE,以下簡稱“歐安會”）的經驗作為參考，分析兩岸簽署“和平協議”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雖然歐洲和兩岸所處的時空環境不同，兩者很難加以類比；但歐洲國家追求“和平”，並透過召開“安全與合作會議”達成“協議”的過程，仍有許多值得兩岸汲取的經驗。
“歐安會”與兩岸關係發展歷程
1975年7日30日，美國、加拿大和阿爾巴尼亞以外的其他全體歐洲國家的政府首長，齊集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歐安會”高峰會議。這次會議盛況空前，可說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歐陸所未有。“歐安會”的概念，被認為是濫觴於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於1954年四強柏林外長會中，提出的“歐洲集體安全條約”草案。蘇聯的目的是把德國問題和歐洲安全問題合併，瓦解西方聯盟，並進一步排除英美的影響力。莫洛托夫的建議雖遭到西方的抵制，但經過蘇共當局鍥而不捨的努力，終於在二十餘年後達成了戰後蘇聯這項最重大的對外政策目標。
除了蘇聯的外交努力外，一般認為，東西和解是促成“歐安會”的有利因素。在前蘇聯內部，史達林死後的蘇共領導階層，包括赫魯曉夫及其繼任者在內，都把和平共存當成實施對外政策的一項策略，但誠如蘇共理論家所說，“和平共存不能排除意識形態的鬥爭，維持和平是為蘇聯與其盟國，在推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時，確保一個有利的國際氣氛”。
西方國家與蘇聯集團和解，也有其自身的政策目標。例如，戴高樂擴大法國與蘇聯及東歐國家接觸，是為了打破兩大集團體系，建立一個以法國為中心，居於世界第三勢力的新歐洲。而美國方面，從艾森豪執政以來，若干外交決策人士即存有打開“鐵幕”的想法，也就是為共黨國家的“和平演變”，創造有利的條件。因此，雖然東西陣營都各自有其盤算，但都理解只有在一個和平安全的環境下，才能達成本身的政策目標。因此，對於對方提出的不同政策方案，也都願意採取妥協立場，作出積極的回應。
回顧兩岸關係發展的歷程，雙方執政當局都曾釋出和解的訊息，並嘗試以行動來緩和台海的緊張情勢。中共官方認為，自1958年金門砲戰爆發後，北京即提出一系列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思想、政策和主張，周恩來並在1960年5月24日，把它們歸納為“一綱四目”，且透過管道知會台北執政當局。但台灣當時因堅守“反攻大陸、反共復國”的基本國策，拒對中共這項和平攻勢作出回應。1979年元旦，中共“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稱北京當局希望通過和台灣之間的商談，結束雙方的軍事對峙狀態。與此同時，中共宣佈正式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
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是其對台政策的一個轉捩點，是從“武力解決”到“和平統一”的重大轉變。隨著這項轉變，鄧小平在8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更在1983年6月26日的講話（“鄧六條”）中，進一步詮釋了他的構想，其中提到：“實現統一的適當方式是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以後，可以正式宣佈。”
1989年9月，江澤民甫入主中南海就明確表示，“和平統一”方針和“一國兩制”構想是中共的基本政策。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在農曆春節談話（“江八點”）中，建議雙方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並提議第一步先“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江澤民表示：“至於政治談判的名義、地點、方式等問題，只要早日進行平等協商，總可找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有關政治談判的內容，江澤民在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中表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除了“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也可以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分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問題。”
胡錦濤上台後，為兩岸關係開啟了“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在2005年3月4日一項“關於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胡四點”）的政策宣示中，胡強調“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2005年4月29日，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前往大陸從事“和平之旅”，並與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五項共同願景”，其中表示：雙方將“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而“和平協議”一詞，隨後正式出現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的官方文件當中。除此之外，胡錦濤在2008年12月有關兩岸關係的六點講話（“胡六點”）中，更進一步強調：“為有利於穩定台海局勢，減輕軍事安全顧慮，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
2012年11月17日，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的報告中，除了重提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和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的訴求外，特別表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習近平總書記主政後宣稱：要“堅定不移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取得新的成就。”習近平特別強調“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希望以“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連結”、“共同的願景”作為動力，來推動兩岸的新關係。習近平在2014年2日18日，接待來訪的連戰時，特別發表了“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講話，全面闡述了他對兩岸政策的主張。
在台灣方面，1981年3月29日國民黨召開十二全會，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意味政府的大陸政策已從“軍事反攻”調整為“政治反攻”。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總統宣佈台灣地區解除戒嚴，政府並於11月2日開放民眾赴陸探親，兩岸關係由對立邁向互動。
李登輝總統執政初期，不僅持續蔣經國的政策，並且試圖建立法制化的基礎。1991年4月30日，李總統宣告動員戡亂時期於5月1日零時終止，並依國民大會決議，宣告同時廢止“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即在憲政層次上，不再將中共視為叛亂組織。就法理層面而言，“國家統一綱領”是李總統執政時期最重要的官方文件，是當時政府推展兩岸關係的指導原則。“國統綱領”不但明示堅持和平統一，反對使用武力，並且分階段來規劃和平統一的進程。1995年4月，李在回應“江八點”而提出的六項主張（“李六條”）中，重申“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主張“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對於李總統的上述主張，對岸顯然沒有作出積極正面的回應。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並在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之後，中共即對台進行了一連串的“文攻武嚇”。雖然，1998年10月辜振甫先生的大陸之行，使兩岸關係一度出現解凍的跡象，但在1999年7月李登輝提出兩岸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後，兩岸關係又陷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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