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奧巴馬雖然未能如願讓國會批准其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但卻將聯邦政府的實際採購支出規模在2008至2010間擴大了14%，公共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由50年代的3%增加至12%。隨著政府支出的增加，增強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管理能力。正是奧巴馬的力推下，戰後美國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最終在國會參眾兩院通過。
針對眼下美國所面臨的經濟困境，奧巴馬認為國家需要扮演更加積極和重要的角色，政府應進一步擴大干預經濟職能，緩和貧富矛盾，創造共同繁榮。而羅姆尼則一直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捍衛者，認為應該通過削減政府開支、降低稅收、減少監管來激發經濟活力，實現經濟的自主性復甦。
羅姆尼對美聯儲的寬鬆貨幣政策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聯儲的救市行為違背了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揚言不會留任伯南克。但羅姆尼關於削弱國家作用的自由主義主張，在當下似乎難以令人信服：
其一，羅姆尼沒有聽到“占領華爾街運動”來自社會中下層的呼聲，沒有對民眾要求對金融大佬加強監管，保護民眾利益的要求有所回應，反而認為這場草根運動是一場“階級戰爭”，並抨擊奧巴馬利用階級矛盾謀求私利。無視民眾的呼聲，就是無視民眾手中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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