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裂勢力恐怖化 無關中國民族政策
1、騷亂非因民族矛盾 中國民族政策相當成功
日前，中央民族大學的楊聖敏教授表示，目前已有充分的事實證明這場騷亂是由熱比婭等人挑起並組織的，而不是突然而生的民族矛盾問題。他近年來在新疆的多次調查表明，絕大多數新疆維吾爾族人對國家的民族政策是滿意的，也沒有什麼所謂的“民族矛盾”：“我想你也應該注意到，這個事起來的很突然、很快，但消失得也很突然、很快。為什麼在那麼大的新疆，其他的地州沒有多少人響應它？因為新疆的維吾爾族和漢族的關係基本上是好的，它沒有社會基礎，沒有群眾基礎。（北京國際在線網）
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的民族問題處理得一直相當成功，中國鮮少像其他國家那樣，發生民族間的大規模衝突。中共執政以來實行的是優待少數民族的特殊政策，大致可概括為政治上懷柔、經濟上優惠、待遇上優厚，目的旨在增强少數民族對國家的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這種政策使少數民族人口享受了漢族人所不能享受的好處，因此使一些漢族人頗感羡慕，例如在升學機會和仕途升遷等方面，而且在法律層面，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實行“兩少一寬”（少捕少殺，一般從寬）的政策。（新加坡《聯合早報》）
2、分裂勢力三張王牌 “疆獨”極端化特徵更明顯
透過此次新疆7•5事件，聯繫到去年的拉薩3•14事件，可以初步對比出“疆獨”和“藏獨”這兩種分裂運動的若干异同。無論“疆獨”還是“藏獨”，都不約而同地大打如下三張牌：一是宗教文化牌，聲稱其宗教自由受到鉗制，教徒遭到歧視和迫害，民族文化面臨外來漢族文化的“嚴重威脅”，甚至有“滅絕的危險”；二是歷史牌，都肆意歪曲、篡改歷史事實，向當地少數民族群眾及國際社會宣揚當地所謂“獨立建國”的“歷史”，為其分裂運動謀取歷史合法性；三是西方牌，或者“美國牌”，即投其所好地緊緊依靠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充分利用其政府在對華外交上的杠杆需要，及其部分政要、民間團體和群眾在人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方面近乎潔癖式的拯救情結和使命意識，渲染自己的所謂“民族悲情”。
兩個民族分裂運動還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隨著近年來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步步提升，以及中國外交形勢的進一步好轉，分裂勢力普遍有著被邊緣化的嚴重心理恐慌，於是都存在由“文攻”轉向“武衛”的恐怖化傾向。此外，境外“三種勢力”的鼓勵、提携和支持，分裂勢力內部激進、極端的年輕一代逐步崛起，也加速了“疆獨”、“藏獨”等分裂運動的恐怖化步伐。
不同的是，“疆獨”勢力的恐怖化起步更早，極端化特徵更為明顯，與境外恐怖組織的關聯更為直接和頻繁。同時，熱比婭這類“疆獨”骨幹分子目前羽翼未豐，沒有吸引西方世界足夠的關注。相比之下，“藏獨”勢力加速恐怖化勢頭主要表現在最近幾年，由於有達賴喇嘛這個被西方形塑半個多世紀的傀儡式“偶像”，加之其宣揚的所謂“和平路線”、“中間路線”等，其分裂活動更具蠱惑性、僞善性。（香港中評網１）
3、民族問題歷來棘手 烏魯木齊騷亂發出警訊
事件基本平息之後，有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必須提到執政者和所有漢人的面前，那就是：多年來的不可謂不優厚的少數民族政策，為什麼沒能真正獲得少數民族——或至少是回藏兩族——人們的心？從去年西藏的3•14，到今年新疆的7•5事件，民族矛盾激化，是中國發展中的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而一個國家在轉型和走向多元、自由的過程中，民族問題若處理不好，很可能成為民族崛起的滑鐵盧。十幾年前南斯拉夫的教訓，是十分深刻和慘痛的，應當為今天的中國所記取和避免。（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西方媒體堅持雙重標準，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這種偏見並沒有改變，並且似乎認為是找到了攻擊中國的新途徑：在不斷拋出的經濟威脅、軍事威脅等“中國威脅論”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中國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發展的民族政策，成為其攻擊的新目標。（日本《東方時報》）
從世界角度來看，民族問題歷來是一個棘手問題，中國也不例外。有評論認為，這次暴亂不是發生在維族人為主的南疆地區，而是新疆發展最快，經濟最為繁榮的首府烏魯木齊，敲響了漢人與維吾爾族人之間族裔矛盾的警鐘。為甚麼騷亂會在烏魯木齊爆發呢？當附近的喀什、和田，維吾爾族的人民仍維持在八成以上時，烏魯木齊由於是首府，兼經濟重鎮，漢族人口竟然接近八成。維族人如是感覺到，生存空間是縮小了，而本身的利益亦被侵占了，如是由不安全感變成一種排外意識，到最後以騷亂的方式去發泄。因此這次的騷亂，就是一種警訊。（韓國《東亞日報》）
應該看到，烏魯木齊騷亂事件的發生，使中國民間社會、私營企業對維族的成見和戒懼心理加深，分散在各地的維吾爾人日子可能更不好過，産生摩擦的可能性也更大，政府要正視這些問題，要緩解大到新疆一地，小到一個民營企業的漢維矛盾，就要下更大的功夫，不然，把維吾爾人“趕到”北京不喜歡的那一邊去，局面難以控制不說，一直難以成氣候的“疆獨”也可能就此壯大。（美國《世界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