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腐升級 鏟除保護傘更加艱巨
1、社會轉型期催生黑社會 貪腐情勢更加嚴峻
從本質上講，黑社會以金錢作為維持基礎，為利益鋌而走險，具有向經濟領域擴張的本能，中國社會的政治化程度很高，黑勢力必然謀求與政治權力的結合。因此，中國打擊黑惡勢力與權力體制內反腐就具備了密切關聯。從歷史的角度看，黑社會難免與商界、政界有所瓜葛，而當黑勢力達致最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會最為動蕩、執政者最為羸弱、最為腐敗之時。（新加坡《聯合早報》）
重慶的打黑行動之所以轟動，是因為除了暴露出黑幫打殺的社會治安問題之外，一批包括億萬富豪、人大代表在內的黑惡勢力首腦相繼落網，甚至包括原本屬於國家專政機關的原司法局局長。重慶的官商黑三角網絡，其嚴重程度令人震驚。官商黑結為一體後，在社會潛滋暗長，直接可見者是欺行霸市、聚眾鬥毆，幕後則是權錢交易、紙醉金迷。對於正在努力克服貪腐毒瘤的中國當局來說，這無疑具有宏觀層面的深刻警醒。（香港中評網）
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黑社會在當局的大舉打擊下，短短幾年間，即基本上消失無蹤。之後三十年，政府對於社會的不同階層、各個領域都維持高度的控制，利益分配也比較簡單，黑社會沒有什麼土壤。改革開放後三十年間，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政府對社會和個人的控制出現鬆動，個性自由解放的同時，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出現分化，財富積累和分配的方式也更為多元。在一些政府無法完全控制、法制無法發揮效力的灰色地帶，難以按照正規渠道獲得利益，就容易成為黑社會滋生的溫床。當前，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大量社會矛盾開始湧現，社會管理亟待強化，然而長期以來側重經濟建設的做法卻導致社會管理機制薄弱、公共服務產品匱乏，成為黑惡勢力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因素。一個尤其需要警惕的現象是，部分社會弱勢群體由“弱”及“惡”的趨勢明顯，他們正成為黑社會組織成員的主要來源，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惡勢力。（法國《歐洲時報》）
2、關鍵在於建立長效機制 “運動式”打黑不足取
人們在為重慶警方打黑除惡行動捷報頻傳感到欣慰時，又不能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這麼多的黑社會團夥及其成員，為何非要等到開展專項行動時才能受到打擊？在警方行動之前，這些黑社會團夥頭目及成員為何能長期逍遙法外？
通過開展專項行動方式一次性打擊黑惡勢力，與立足於平時對黑惡勢力進行不間斷打擊，法律與社會效果顯然是不一樣的。開展專項行動固然也可以給黑惡勢力以沉重打擊，但是當這些黑惡勢力受到專項行動打擊之時，由於平時打擊不力，這些黑惡團夥已經犯下了滔天罪行，已經給人民群眾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害。而如果平時即能對黑惡勢力進行不間斷的打擊，黑惡勢力剛一露頭即被迎頭痛擊，黑社會團夥就不會有坐大的機會，其對人民群眾利益造成的損害也就能降至最低。有經驗證明，運動式的嚴打和專項治理，只能奏效於一時，要徹底乾淨地解決黑社會問題，必須在持續加大法律打擊力度的同時，建立起一個自由、公正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權力制衡的社會結構，完善合法社會的運作能力。（北京《中國經營報》）
其實，平時對黑惡勢力缺乏應有的打擊，等到其坐大並犯下更多罪行之後再予以“一次性解決”，這樣的打黑除惡方式一定程度上與部分地方官員喜好“運動型”執法方式有關。顯而易見，相比於對犯罪行為進行日常性打擊，開展各項執法專項行動更能顯出聲勢的浩大，也就更能凸顯官員的作為與政績。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黑惡勢力非要通過開展規模巨大的專項行動才能受到有力打擊，很大程度上也與政府和司法機關內部存在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有關。正是由於有部分政府官員與司法人員為黑惡勢力提供庇護，才導致黑惡勢力平時難以受到應有打擊，而非要通過有關領導人排除阻力、通過開展專項鬥爭形式，才能讓黑惡勢力受到致命的打擊。（北京《法制與新聞》）
3、黑惡勢力坐大風險加劇 打黑“星火”能否燎原
重慶打黑飓風無疑撕開了黑惡勢力的一角，其組織嚴密、力量之大，令人瞠目結舌，黑惡勢力與資本、權力相互勾結的局面隱約可見。重慶警方一位人士告訴記者，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夥，擁有了一個合法化的企業外殼，裡邊匯聚了各色人等，其內部已形成森嚴的等級結構和明確的責任劃分：有人專門負責殺人搶劫，有人負責合法投資經營洗錢，有人負責獲取重要經濟信息和官員個人“灰色信息”，有人專司腐蝕拉攏國家公務員尋求保護。在此基礎上還建立起一整套財產分配和福利保障機制，“只要他們看中了某個領域、某個項目有利可圖，就不擇手段，長驅直入，‘攻城略地’。”（北京《經濟參考報》）
“黑社會”對於中國的挑戰，絕非僅僅體現在社會治安領域。如何防止弱勢群體被迫轉向黑惡勢力求取生存，這涉及到財富分配、貧富差距懸殊的深層社會課題；如何避免黑社會與商業力量結合，涉及如何完善經商環境和法制。最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結、黑白合污、政府要員成為黑社會的保護傘甚至代理人、最終失去人民的信任，則攸關中國當局打擊腐敗的根本大業。（新加坡《聯合早報》）
黑惡勢力的滋生與繁衍，不拘於一時一地；黑惡勢力並非重慶獨有的現象，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的個人經歷也表明了這一點，從鐵嶺到錦州，他一路走來打黑不止，也從側面證實黑惡勢力組織的普遍性。這就決定了重慶式打黑的巨大現實意義與普遍意義，不應成為全國的一個“孤本”，打黑除惡必須全國“一盤棋”。重慶當政者打黑除惡的決心、力度和效果，無疑在全國具有標本意義：打黑的成功與否，應首先取決於政府對於黑惡勢力的態度，在於當政者是否敢碰硬、動真格，是否有堅強的指揮領導，是否勇於斬斷當地錯綜複雜的利益鏈條。（江蘇《時代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