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勞力不再廉價 漲薪潮衝擊珠三角
1、跳樓悲劇頻仍 富士康推倒加薪多米諾
最近一段時間，“富士康加薪”的新聞幾乎占據了各大媒體的版面頭條。為了平息員工連續跳樓事件，繼本月初宣布把中國工廠的全體工人薪金提高三成後，時隔4日，富士康再次宣布加薪。這一次，公司將深圳各廠區經考核合格的作業員及線組長的標準薪資自10月1日起調升至2000元/月，加薪幅度約66%。在過往，像富士康這樣位於深圳關外的製造工廠，以外來勞工為主的一線工人的工資，大多壓著最低工資標準線。（廣東《21世紀經濟報道》）
富士康事件掀起了中國新一輪加薪潮。今年以來，中國已有十幾個省市調高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0%以上，出口製造業地標性企業富士康等公司大幅提薪引發世界震動。各國媒體驚呼，廉價勞力將不再是中國的代名詞。（北京《北京晚報》）
幾乎在富士康加薪的同時，廣東佛山南海本田工人用歷時半月的和平罷工，對低工資說“不”，直接導致本田在華四家整車組裝廠全線停工，面臨每天2.4億元人民幣的損失，結果換來35%的加薪。富士康——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代工廠商；本田汽車——在中國近年增長最為迅猛、市場潛力最大的行業占據重要一席的企業。這兩家原本毫不相幹的企業卻因同屬勞動密集型企業、同樣遇到員工薪酬問題而緊密聯繫在一起，從而也成為外界觀察中國產業乃至整個經濟的一個重要窗口。（香港中評網）
而以富士康加薪為起點，漲薪連鎖反應已經成為現實，珠三角首當其衝。2010年6月9日，深圳市將特區內1000元、特區外900元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分別上調10%和22.2%，統一調高至1100元。由於沿海企業普遍以最低工資標準來確定自己的工資水平，眾多原本對加薪仍持觀望心態的企業主，不得不被迫上調薪金。（海南《新世紀周刊》）
2、成本優勢不再 珠三角企業頓失競爭力
珠三角因為擁有對外開放的政策優勢、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以及同文同種的文化優勢，成為香港、澳門、台灣等地產業轉移的首選區域。大批企業以“三來一補”方式在珠三角開設工廠，與香港、澳門形成緊密合作的“前店後廠”發展模式，使這裡成為中國的第一個“世界工廠”。（廣東金羊網）
龐大的外來工群體，賦予了珠三角“世界工廠”近30年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縱深發展，尤其在金融危機後，珠三角的政策和機制優勢已不明顯，更因過度依賴出口而陷入困頓。2009年夏末以來，因經濟回暖使出口型企業訂單陸續增加，久違的“招工難”乃至“民工荒”驟然顯現。與此同時，珠三角企業漲薪壓力持續累積，終至此時爆發。而事實上，珠三角加工企業的加薪風潮，早在2008年新的勞動合同法出台後，即拉開大幕。至2010年5月1日的最新一次調整，廣東省最低工資的四類城市標準，均比2008年調整前增長超過30%。（海南《新世紀周刊》）
而在傳統“世界工廠”的成本構成中，人力成本是惟一具有彈性、可被企業控制的部分。而現在，不加薪於法、於理、於情都缺乏理據；加薪，則低成本這一惟一競爭力籌碼有可能喪失。顯然，珠三角企業脆弱的競爭力，將不堪漲薪潮的衝擊。（浙江在線網）
3、漲薪勢在必行 “廉價工資時代”料將結束
隨著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經濟體在次貸風波後一蹶不振，中國幾乎是被迫地從“世界工廠”轉型成“世界市場”，以尋求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而要成為“世界市場”的中國就必須擁有龐大的消費人群。目前撐起中國消費市場的，主要還是能夠簽單公款消費的官員，以及靠每月薪水過活的城市白領。普通工人階層，在過去的十年已經悄然從主流消費群體中淡出。（新加坡《聯合早報》）
這回富士康加薪，正是中國廉價勞力時代走到盡頭的最強烈訊號。事實上，對中國現狀稍有了解的人們並不難發現，中國經濟當前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增長空間還有多大和投資商機是否依然存在的問題，而是分配機制的不合理和不同行業間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多數社會成員仍處貧困中。這樣既抑制了他們的消費和社會需求，束縛了經濟進一步發展，更導致社會結構失衡，引發更多社會矛盾。因此，困擾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並不是勞動成本增高，而是勞資對立加大。（天津《今周刊》）
“我覺得早就應該加薪了，不應該等到現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車偉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一直偏低，單從增長速度來看，勞動者薪酬的增長速度，低於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速度，也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低，這樣的增速首先就是不合理的。”據野村證券對工業企業勞動力生產率的估算顯示,勞動生產率在1994-2008年的年增速達20.8%，而同期製造業的工資年漲幅僅為13.2%。
“加薪確實勢在必行。”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學者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學教師張錄法也認為，“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已經在轉變。雖然是否已出現徹底扭轉供大於求局面的劉易斯拐點，業界尚有爭論。另外，這段時期以來CPI的上升壓力，也增加了加薪的合理性。”（廣東《時代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