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驗企業轉型 中國經濟深刻變局
1、人口紅利漸失 敲響經濟發展模式警鐘
富士康跳樓事件和本田罷工事件都說明：低勞動成本、低附加值、低端產業增長、高能源消耗、高環境污染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未來的競爭力應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北京《瞭望東方周刊》）
在加薪付諸實施以後，富士康賴以生存的所謂“成本優勢”將遭遇巨大挑戰。富士康2009年的財務報告顯示，去年一年，在富士康員工數量增加了9.7%的同時，其員工成本卻從2008年的6.72億美元，減少至2009年的4.85億美元，減幅達到28%。從這個簡單的數據對比就可看出，富士康以往的成功，是建立在低廉的人力成本的基礎上的。
這種現象並非富士康所獨有。長期以來，以廉價勞動力吸引資本的模式，即所謂的“中國模式”，使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快速增長。尤其是在招商引資方面具有優越條件的東南沿海地區，更是通過內地廉價勞動力的輸入，獲得了可觀的“人口紅利”。但是，這種發展模式，忽視了勞動力作為一個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一些成長於改革開放中的年輕人，對於自身的全面發展有著強烈的向往和訴求，他們的勞動換來的只是維持最基本生活的報酬，而無法以此來體面生活。（北京《中國青年報》）
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空間較小，資方為了攫取最大的利潤，唯有從壓低勞動力報酬上入手，導致職工的收入長期處於低水平，已經嚴重阻礙了社會的協調發展。越來越多的事件表明，這種以犧牲民眾幸福來換取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上海東方網）
2、轉型知易行難 企業欠缺產業升級動力
由於成本優勢不再明顯，資源也變得相對匱乏，珠三角地區真的到了產業轉型的十字路口，現在考慮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轉型的問題，而是如何轉的問題。但在國際金融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候，許多代工類企業試圖轉向打造自有品牌，但最終都不了了之，直到今天轉型成功的例證還沒有出現。（北京《中國經濟和信息化》雜誌）
事實上，早在漲薪衝擊波到來之前，廣東省政府便已意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幫助”珠三角企業擺脫這種缺乏競爭力的狀態。2008年，在所謂“騰籠換鳥”政策指導下，珠三角共關停、搬遷加工貿易型企業4900家。但金融危機來襲，以東莞和深圳龍崗區、寶安區為核心的製造業密集地區，在“保增長”的壓力下，已無暇顧及經濟轉型升級。
企業更是動力欠缺。只要傳統模式尚存一絲利潤空間，企業便大多寧願守成。“做研發成本太高了。”一名企業主的話頗有代表性。（海南《新世紀周刊》）
3、製造行業洗牌 “加薪降效”考驗中國經濟
1978年中國大陸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必須為廣大的農民工找出路，郭台銘的代工模式，並且把效率化發揮到極致，更是中國崛起的一個範本與代表作。因為只有郭台銘可以解決大陸的就業問題，因此，大陸需要富士康。
單以富士康深圳龍華廠來看，富士康單在深圳市就雇用超過48萬工人，富士康產品的出口量占深圳市出口總量的二二%，每年為深圳市創造超過人民幣百億元的稅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靠的是廣大農民工與肯拚、能拚的企業家共同創造出來的。（天津《今周刊》）
富士康、本田加薪措施的推出，給競爭對手施加了強大的壓力，促使了整個製造業重新洗牌。雖然樂觀人士相信，憑借中國工人的效率與技術，工業集群配套與物流優勢，國內企業能承受成本上漲的衝擊。當然，很多企業都面臨產業升級的艱難考驗。（北京中國經濟網）
對於這些製造商來說，他們必須做好一種準備，迎接更高的薪資要求和更低的利潤率。中央無數次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因為沒有穩定就沒有一切，效率也無從談起。從一定意義上講，“加薪降效”是中國發展同樣無法幸免的代價。（香港《大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