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直接影響中東戰略 美國方寸大亂
1、表態一日三變 美國最終放棄穆巴拉克
埃及騷亂的17天中，局勢的發生、發展和風雲變幻的速度遠遠出乎白宮預想，美國政治决策圈的“尷尬”已讓人見怪不怪了。《華盛頓郵報》一篇文章很形象地形容說：“白宮在和埃及局勢的變化賽跑。”北京時間上周五（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乘機離開華盛頓參加歐洲安全會議時，埃及局勢已趨穩定，埃及政府已經開始和反政府抗議代表進行談判，當周六（5日）希拉里飛機落地時，形勢又開始急轉直下。也正是因為埃及局勢的風雲變化，使得美國政治决策圈的表態前後不一，充滿戲劇性。埃及騷亂伊始，奧巴馬稱埃及在很多重要問題上都是美國的盟友，穆巴拉克在中東問題上為美國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而副總統、同時也是美國外交决策的重要參與者拜登旗幟鮮明地表示，穆巴拉克不是獨裁者，現在不是他該下台的時候。拜登說，穆巴拉克在許多事務上一直是美國的盟友。（湖北《長江日報》）
接下來的抗議規模讓人始料不及。面對開始失控的局勢，白宮5日轉而表態呼籲埃及當權者“立即開始有序的權力移交”。在白宮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白宮發言人吉布斯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立即進行權力移交的意思是不是意味著白宮要求穆巴拉克立即下台？”當天美國媒體幾乎眾口一辭地報道稱，白宮暗示穆巴拉克應該立即辭職。（北京《中國青年報》）
其後，美國更跟反對派領袖巴拉迪直接接觸，國防部長蓋茨又與埃及國防部長坦塔維接通熱線，躲過10次暗殺的穆巴拉克其實該知道多年盟友美國這次不力挺，已經大勢已去，（《香港商報》）
穆巴拉克在10日舉行的記者會上發表聲明拒絕辭職後，奧巴馬立即召開國家安全會議協商對策。尤其是穆巴拉克表示“不會屈服于國外強權”，並正面拒絕立即解除緊急戒嚴令等美國的要求後，美國顯得措手不及。奧巴馬會後發表聲明說：“埃及政府的權力交接是否馬上進行、是否有意義和充分尚不明確。埃及政府為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應揭示可信賴、具體而明確的權力移交途徑，但沒有抓住這個機會。”此次聲明語氣異常強硬，反映了美國政府不愉快的心情。（上海東方網）
2、衝擊美埃關係 美國“大中東戰略”受考驗
埃及政局的動蕩之所以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是因為埃及是中東地區有特殊影響力的地區性大國，人口達8000萬。更重要的是，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溫和世俗的代表，是基督教世界抵禦伊斯蘭原教旨激進勢力擴張的橋頭堡。現在穆巴拉克走了，這個政治強人離開後留下的巨大權力真空如何填補，不僅關係到埃及未來的走向，對整個中東局勢及美國中東外交策略、布局都有重大影響，並進而影響全世界的戰略格局劃分。
埃及是美國的最重要的盟國之一，也是接受美國援助最多的國家之一，每年從美國那裡得到約20億美元的援助。對於此番埃及政局動蕩，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心態很矛盾，一方面是希望埃及變革和民主的早日到來；另一方面，埃及“真正民主了”，如果極端勢力和宗教黨派上台，那麼美國與埃及的關係將受到損害。（北京環球網）
穆巴拉克謝幕，一方面，將直接衝擊美國的“大中東戰略”。如埃及出現“新面孔”乃至“激進化”、“伊朗化”，美國將喪失一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届時“聽美國話的”國家將越來越少，“不聽美國話的”國家越來越多，美國在中東的“主導權”將被侵蝕。美國唯恐“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掌權，奧巴馬總統稱“穆斯林兄弟會”具有反美意識形態，並指其“雖很有組織，却缺乏群眾基礎。”此外，美國在中東的反恐“大業”面臨挑戰，埃及亂局及其蔓延使得宗教極端勢力趁機滋長，“基地”組織及其阿拉伯半島分支在也門等地蠢蠢欲動、企圖渾水摸魚。
“大中東”目前仍為美國的地緣戰略之重，美國在“大中東”的利益依次包括：反恐；維護以色列的安全；遏制伊朗；收拾伊拉克與阿富汗“殘局”；推進“民主價值觀”。而從美國對埃及事變前後態度的微妙變化也可看出，事實上現實的利害關係要遠比“民主”高調更為重要。
另一方面，美國將其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的“大計”面臨新變數。奧巴馬政府上台後力爭早日擺脫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場戰爭”的“夢魘”，將主要精力由“反恐”轉向“應對崛起大國”，並為此極力推動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亞太。2010年美國“抓住機遇”、“如火如荼”地東移亞太，2011年美國原準備“再接再厲”地“大幹一場”，但現如今埃及驟生變局、“大中東”又出“新亂子”，美國唯恐埃及親美政權垮台與反美、反以政權上台，阿拉伯國家溫和派失勢與激進派、強硬派得勢，將不得不花更大精力應對中東亂局；美國“東移亞太”恐被打亂“節奏”、難以順利推進。（《瞭望》新聞周刊）
3、美國受害最大 削弱阿拉伯世界影響力
有一點可以斷定，不論最終局勢如何演變，新一代埃及執政者對美國的態度將較穆巴拉克冷淡，這不僅因為示威者中彌漫的反美反以情緒，也因為在整個事件中，曾得到穆巴拉克大力支持的美國政府，採取了一種令人難堪的矛盾態度，這也足以令任何繼承穆巴拉克地位的埃及新領導人，重新審視埃及和美國的關係。（南海網）
不論如何，塵埃落定以後，讀者或許會發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是這次埃及事變的最大受害者。一如下述，美國外交可能在至少四個層面遇到更大的挑戰和壓力。
第一、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將被削弱。近四十年來，西方世界得以維持中東地區的穩定，正是憑藉持續扶持阿拉伯各國的保守政權所致。近十年，西方針對伊斯蘭教極端組織的反恐怖戰爭，也得益于伊斯蘭教穩健派的呼應和支持。
第二、始自納賽爾，以至穆巴拉克，具有軍事背景的強人政權是唯一可以在埃及抵制伊斯蘭教勢力的力量。歷届政府均不遺餘力地鎮壓穆斯林兄弟會。如今穆氏政權在兄弟會的強力反制下垮台，足證其原先執行的鎮壓政策之謬誤，則確立了其對立面政治主張的正當性，其勢力益發不可抵擋。
第三、以往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爆發過四次大規模的中東戰爭。自薩達特總統執政後期開始，與以色列和解，穆巴拉克總統蕭規曹隨，同以色列和平相處。這才保障了其後近四十年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在特拉維夫心目中，華府之所以在節骨眼不支撐穆氏政權，說明美國首要考慮問題中不包括中東和平，或者表示華府决策機制存在大問題。今後特拉維夫作為戰略因應手段，必然加強戰備，並以更加警惕的眼光，密切注視周邊國家的動態。自此中東地區進入多事之秋矣，不待智者而决。
第四，對西方世界而言，今後解决伊朗核問題可能面臨更大的難度。今後美國要強化對伊朗核問題的立場，恐怕再也不可能像過去一樣，在伊朗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內收到一呼百應的效果了。換言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要旋緊對伊朗施加軍事壓力的螺絲時，就國際社會的配合而言，可能不像以往那樣得心應手了。（新加坡《聯合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