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顧慮從何而來？
一方面，中共與幫會有過長期合作的經歷，而解放軍進軍上海和四川等地時還一度得益於幫會勢力的中立或起義，若此時貿然宣布與幫會決裂，不僅給人“背信棄義”之嫌，還可能引發幫會勢力的強烈反抗，嚴重威脅尚不穩固的新政權。
對毛澤東而言，幫會其實並不陌生。早在建黨之初，他就發現了幫會這個特殊的社會力量。他認為，這些幫會組織是“他們（游民無產者）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事實上，正是因為確定了團結、利用幫會的策略，中國共產黨才在短短幾年時間裡，掀起了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高潮。
1922年，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李立三打入紅幫內部，成功發動了安源路礦工人罷工。隨後，包惠僧、陳潭秋同樣借助幫會勢力發動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而李立三套用安源罷工的經驗，打入青幫組織，在上海掀起了五卅運動。
工人運動離不開幫會，農民運動也不例外。20年代初，彭湃通過爭取三點會首領黃星南，成功領導了海陸豐的農民運動。而毛澤東指導下的湖南農民運動，也充分利用了哥老會的力量。
在此後的二十多年裡，雖然與幫會勢力一度有過矛盾與衝突，但共產黨聯合幫會共同對敵的政策一直沒有大的改變。在抗日戰爭和後來的解放戰爭中，共產黨都曾得到了幫會勢力的擁護和幫助。1949年9月，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洪門領袖司徒美堂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並與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
■ 千載難逢的機會
然而，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北朝鮮人民軍迅速敗退，中國被迫入朝作戰，徹底改變了肅反工作緩慢推進的局面。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代表中央軍委命令東北邊防軍改組為人民志願軍，準備入朝參戰。第二天，毛澤東就把羅瑞卿、彭真等人請進了中南海。毛澤東說，中央軍委已經決定出兵朝鮮。但是，國內還廣泛存在國民黨殘餘勢力，特務、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動猖獗，想聽聽公安部的打算。
羅瑞卿回答說，公安部已研究決定，對反革命分子需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對此，毛澤東很滿意，要求羅瑞卿與彭真連夜起草一份鎮壓反革命的文件，這就是著名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與此前的“消極態度”不同，毛澤東對這次鎮反運動非常關注。他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說，在此之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還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提出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因此，“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羅瑞卿，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與此同時，劉少奇也說：“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劉少奇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言下之意，即使沒有朝鮮戰爭，幫會勢力作為反革命勢力的一部分，依然會被鏟除，差別僅僅在於時間的早晚。
■ 布局
“雙十指示”發出後，羅瑞卿立即組織公安部全面落實鎮反運動，消滅幫會勢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上，羅瑞卿說：“華北有的黨支部領導權已經落入會道門之手，民兵中亦有會道門……山西就有一百萬人”，並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一是我們抗美援朝的方針，更便於進行肅反；二是黨委領導要加強；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計劃、有秩序地去做，不要誇大敵人。”
按照羅瑞卿的計劃，鎮反運動分為三個階段。1950年10月——1951年10月為第一階段，配合土地改革，集中力量打擊土匪、特務、反動黨團及惡霸勢力，在老解放區開始取締反動會道門。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為第二階段，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內部肅反，清除政權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解放區則以打擊反動道會門頭子為主，結合肅清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幹。1952年10月—1953年10月為第三階段，主要的任務就是徹底取締反動會道門，消滅反革命勢力滋生的社會土壤。
根據這一思路，羅瑞卿決定首先在老解放區完成取締會道門的工作。在他的指導下，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開統一行動，全面取締會道門。幾天之內，逮捕了點傳師以上職業道首2050人，破獲密室暗道93處，繳獲沒收大批反動文件與糧食財產，“給了一貫道領導機關以摧毀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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