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群友在48小時內為一個罹患白血病的孩子，籌集了20多萬元。群裡還配備了專門的記錄員。群規約定，孩子上學的時間“不聊閑話，只討論學習”。
當年的毛頭孩子慢慢大了，但群裡依舊熱鬧。父母的話題從學習變成了出國、工作、結婚，樁樁件件不得閑，“還在為孩子操心”。
前不久，一所加拿大中學派人到中國交流。招生主任在台上問，中國家長對學校最大的需求是什麼，希望他們培養出怎樣的學生。台下一位中國媽媽搶下話筒，用流利的英語提問：“你能把我們的孩子送到常春藤嗎？”
黎銘看著台上不停皺眉搖頭的加拿大人，“尷尬到不行”。
和留學生家長溝通多了，黎銘也慢慢發現，許多中國家長看重排名和資源，期待孩子“一飛衝天”，卻忽視了留學的根本意義。
“留學不是商品，不能講投入產出比。說到底，留學不過只是換個地方學習而已，家長不該賦予那麼多意義。”她說，與其花錢把孩子培養成會說會聽、卻不會讀不會寫的‘美國式’文盲，還不如在國內好好想清楚該不該留學、去哪兒留學以及學什麼。”
但反思終究不是主流的聲音。《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5)》指出，與2012年相比，2015年的調查顯示，在國內讀完高中課程再出國讀大學的學生比例從61%下降到44%，出國讀高中的學生比例則從17%上升到了27%，“低齡留學升溫趨勢十分明顯”。
身為伯明翰大學人文學科博士生，小許也一直在關注盲目留學這一現象。在他看來，很多中國留學生出國，並不是真正為了國外的學術環境和交流平台，更多的是“為了一紙洋文憑”。
“中外教育各有優劣，如果你沒認清自己的情況就為了‘外國’兩個字而出國，這樣的行為和錢鍾書先生當年寫的，方鴻漸花30美元買了個‘克萊登大學’博士文憑，回國卻備受禮遇的情況有什麼區別？”
他忍不住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我們面對留學、面對洋文憑的態度依舊沒有改變。”
一些中國人甚至在追求“假洋文憑”，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國土安全部在過去兩年間釣魚執法，設立了一所野雞大學——北新澤西大學，以引誘不法中介上門，並由此連查22所黑中介。經查證，涉案的上千名學生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
美國官方一再強調，涉案學生們在申請到這所大學後並沒有上課，這意味著他們對這所大學的性質“心知肚明”。
黎銘也只能看著，許許多多的家長“還沒搞清楚為啥留學”，就急急忙忙地“像當年的偷渡客一般”，一個帶著一個，把自己的兒女和辛辛苦苦攢下的積蓄送出了國。
這個勤奮的媽媽在兒子出國前，請了國外的教授教寫作，手把手替兒子選了學校，卻換來了孩子“伯克利的老師不會講課”的抱怨、整整丟掉薩克斯的4年和只有兩只貓陪伴的大學生活
很多時候，黎銘自己也說不清，中國父母的操心對身在國外的孩子，究竟是好是壞。
前些日子，一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中國學生畢業，其母親反思，自己干涉太多，以至於留學前的學業和申請準備做得“相當不錯”，可孩子出去之後的學習，“完全處於一種失控的狀態”。
這個勤奮的媽媽在兒子出國前，請了國外的教授教寫作，手把手替兒子選了學校，卻換來了孩子“伯克利的老師不會講課”的抱怨、整整丟掉薩克斯的4年和只有兩只貓陪伴的大學生活。
直到那時，後知後覺的她才想起來，當時國外教授給兒子開了長長的書單，趕緊補課的兒子“思維很幼稚”，對文學作品人物的理解只限於好人和壞人，“根本看不懂。”她意識到自己的問題，讓兒子瘋狂“刷分”卻忽視了對價值觀的了解，以至於無所適從。
“很多在中國成長的父母，對美國教育一無所知，卻橫加干涉孩子的生活。”黎銘舉了個例子，一名中國媽媽遠渡重洋，去看望在美國念高中的兒子，卻意外發現周日早上八點，“全校的人都在睡覺，甚至包括宿舍門前的狗！”
憤怒的中國媽媽寫了投訴郵件，劈裡啪啦敲擊鍵盤急促地表示，“如果你們缺少資源，我可以安排中國的老師為孩子們線上授課。”
學校的老師很快回復她：“謝謝你對學校的關心。但我們有自己的教學安排，周日應該是孩子休息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時間，不該被課程填充。”
這件事促使黎銘自我反思。最初聯繫不上兒子時，她也“焦慮得不行”，可後來，她決定接受逐漸美國化的兒子的安排——天大的事都發郵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