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學生反映的問題牽涉到學校，處理周期則會比較長。Arina表示雖然孩子出國後，與中介的合同就算終止了，但如果學生和家長有需要，他們還是會盡力幫忙，只是無法保證結果。
既然中介公司在國內鞭長莫及，那麼校方是否會有特別關照呢？記者了解到，大多數寄宿學校會配有生活導師，但每位導師要管理大約10名學生，因此一學期中接觸的機會並不多。還有一些學校設有專門針對海外留學生的輔導辦公室，可是中國學生普遍比較害羞，面對“主動咨詢”，往往望而卻步，也有同學因為無法用英語清晰描述情況，而使溝通無效，於是放棄求助。
對此，教育學博士金津表示大部分的中國孩子還不具有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會更傾向於尋找成熟有經驗的“大人”來提供幫助。
在採訪中，記者發現小留學生雖身處海外，但交友圈仍然以華人為主，當地朋友最多只占到三成，基本是室友或通過社團活動結識。不論學生本身性格如何，“邊緣化”依舊不可避免。
正在英國布萊頓讀本科的小F同學告訴記者，由於文化背景不同，難以融入外國同學相對“活躍”的娛樂方式。在德國念本科的小蘇和小蔡也提到了外國同學的party習慣，表示只會偶爾參加體驗一下異國文化，但是經常如此的生活方式難以接受。“做點頭之交的普通朋友沒問題，但是要真正融入還是有挺大的困難。”小蘇說。
而提起種族歧視，各位小留學生表示雖不太明顯，但多少感受到隱隱的隔閡。
低齡留學利弊皆是長期，父母缺位不能全憑運氣
儘管小留學生們在海外有不少煩惱，關於小留學生在海外傷人或自傷的負面新聞也頻頻見報，但這些消息並沒有影響到愈發龐大的低齡留學隊伍。
教育學博士金津認為，低齡留學能夠在獨立生活和文化適應方面帶來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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