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留學夢”相伴相生，當時國內流行著各種各樣帶有舶來性質的思潮，實業救國、科學救國、軍事救國、教育救國乃至體育救國、學術救國等都各自有一批擁躉，吸引著留學生從不同的路徑去探索“救國”的課題。不過，儘管青年人的熱情令人深為震動，儘管他們給中國帶來了廣泛的影響和氣象，但當時的國家千瘡百孔、積重難返，“留學”能開出藥方，卻不能予以根治。歸國的留學生們，很快被捲入政治的動蕩和戰爭的顛沛中，為大時代所掣肘，不得不漸漸偏離了邁出國門時的目標。然而他們留下來的精神，和一代人之學術，卻值得後來人珍視。
跳脫出中國的特殊環境，將“大留學潮”置於世界近代史和人類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去考察，會有更深刻的洞見。它牽涉的不僅是一國時事，而是現代化的進程。
錢從哪裡來
留學需要用錢，而且是很大一筆錢。據統計，1934年左右，公私留學費用一年要2000萬元。這是什麼概念呢？當時1000萬元“若拿來辦大學研究所，可辦一二十個有餘，用它半數亦有十個八個不愁經費設備無著”。
錢從哪裡來？一種是國家花錢，即申請選派的公費留學。公費留學中包括國家公費和各省省費，其中最穩定、最大宗的就是為人所熟知的庚子賠款資助留學。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根據隨後簽訂的《辛丑條約》，中國要分39年向八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此即“庚子賠款”。後來，各國退還了一部分，清政府用這部分錢發展教育，派學生留學，還建成了清華大學。其中，以美國退款最早、最周詳，掀起一陣公費留美的高潮，其中就包括胡適、金岳霖等人。美國支持退款留學，有培養一批親美人才的考慮，但從客觀上說，也讓中國得以有一筆穩定的錢來發展科教。
與公費生相比，自費生若不是出身大富大貴之家，就捉襟見肘得多。但中國人向來重視子弟前途，不惜變賣家產、親友相幫籌款來送子出行。譬如巴金，想向大哥要一筆錢去法國，大哥回信說家中現在入不敷出，籌款困難，勸弟弟過兩三年再去。巴金執拗不讓步，大哥只好匯來錢，讓他去法國。
“勤工儉學”也成為當時一個時髦的口號，一邊做工，一邊讀書，一方面掙出學費，一方面也響應“勞工神聖”的潮流。其中，因法國科技、文藝水平高，且一戰後法郎幣值低，尤以赴法勤工儉學為最，從1919到1921年，多達2000人左右，相當一次“工讀運動”。然而，聽起來美好，但現實確有很多誤會，在法國“勤工”不是洗洗盤子刷刷地板，很多都是貨真價實進入大工廠工作，勞動強度大、時間長，對體力要求很高，經濟窘迫，又苦又累，一天下來只能“工”不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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