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25日電／國際先驅導報今天刊登湖南媒體人周東飛的評論文章指出，當中國以連續多年的經濟高增長讓世界矚目的時候，官員的話語體系卻缺乏必要的更新速度。全文如下：
11月20日，前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中國官員需修“對外交流課”》的文章，認為一些中國官員不大懂得與外國人交流——“有的代表團，萬里迢迢到國外招商，請了很多人，介紹自己的省份或者城市，結果一上台先說天氣，‘在這個春暖花開的季節，我來到美麗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好不容易講到正題了，又是一大堆讓人雲裡霧裡的話語，把大量時間浪費在充滿套話、廢話和空話的無效交流上。”
相信吳建民先生所舉的例子會引來許多讀者會心一笑，到巴黎能聽到中國官員大講“春暖花開的季節”，在國內我們也沒有少領教官員們“在這個秋高氣爽的季節”之類的萬用開場白。如果責怪官員們見了外國人就不會講話，那對他們顯然不是公平的評價，因為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廢話在國內也是不少官話的主要內容。
套話危害不淺
“話風”問題暴露於“外”，恰恰說明了它大行其道於“內”的現實。據媒體報道，8月底發改委一位專家到雲南省蒙自縣作講座，開講前多位人士的客套話竟足足用去了80分鐘，專家講座只好加快語速匆匆結束，讓聽衆一頭霧水。
空話、套話充斥於官話之中，表達交流的低效在所難免。代表、委員、官員在嚴肅的大會上酣然入夢的情景，在不少地方早已不是什麼新聞。想想看，當“思想重視，措施得力、效果顯著”被一而再、再而三重複的時候，所謂的“重要講話”只能變成催眠的囈語。一旦台上講套話成為官員常戴的面具，台下“不會講人話”就有可能成為少數官員罹患的分裂症。發生在10月底的深圳“猥褻門”事件中，涉事官員林嘉祥“我就是幹了怎麼樣”的叫囂，即可作為不會說人話的明證。更為嚴重的是，“觀其行，聽其言”也是民衆評價官員和政府的必由路徑。假話、大話、空話往往導致民衆對官員喪失信心，進而損害政府在百姓心目的形象。
話語體系落後於時代
從某種意義上說，禮儀之邦的文化傳統對於假話、套話風氣的形成有一定影響。如果“久仰大名、萬望賜教”之類的話並非出自真心，而僅僅是出於禮貌甚至是言不由衷，那麼套話流行就難以避免。新中國成立以來，某些不正常時期的不正常現象，比如大躍進時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虛報浮誇風，也成為假話、套話泛濫的歷史根源之一。只講虛假的“政治正確”卻回避實事求是，這樣的風氣在新時期得到了有力的糾正，但是當它異化為一種殘存的觀念隱藏於人們頭腦的時候，其嚴重的負面作用往往被忽視。
當中國以連續多年的經濟高增長讓世界矚目的時候，官員的話語體系卻缺乏必要的更新速度，以致於在現實面前顯得有些遲鈍和吃力，甚至出現了空白和失語。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主政上海期間，曾對某些官員在新形勢面前“話語平庸”的現象進行了概括：“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衆說話，說不下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其實，這種話語體系落後於時代的現象不僅僅表現在官場。“5．12”汶川大地震後，山東竟然有一名作家發表“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這樣的詩作，與其說是他故意要冒犯遇難同胞尊嚴，不如說是陳舊而頑固的話語體系在作怪。
提高表達素養成當務之急
吳建民先生在上述文章中，將官員套話連篇的現象歸因於不懂交流學，這自然是深刻獨到的專業判斷。基於此，他打算在已經開設交流學的基礎上，還要與人合作寫一本《交流改變人生》的書，以提高人們對於交流素養的認識。這讓人聯想到薄熙來主政重慶之後，曾大力推動官員參加演講辯論活動，其目的也在於提高官員的表達素養。這些實踐與探索難能可貴，也一定會取得預期的效果。實際上，近年來執政黨一直將“說實話、辦實事”作為官員思想作風整頓的重要內容，在官員評價體系和選任標准中亦有明顯體現。
在此基礎上，官員話語體系的更新仍需於實踐中不斷探索和推動。執政黨一直將與時俱進作為自己的重要品質，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學發展觀，理論創新的軌跡明確而篤定。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面對問題，從創新理論和法律中尋求分析解決問題之道，這既是官員履職的要義，也不妨作為話語體系更新的路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