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啊，沒有方向？
面對恐怖危局，放棄嚴厲打擊政策，這似乎難以向受害者交代，也不合常理。但重磅出擊，以現代化軍事技術進行肉體殲滅戰，收效不大，甚至事與願違，反而加深了對方的仇恨，招致更多報復。要解開這種困境，似乎難有良藥，至少須待以時日。在高科技的“贊助”下，現代國際恐怖暴力活動越來越具有非對稱特性，從“9.11”事件以來，我們可以一覽無餘。
在理解為何要加入恐怖組織、解決這個動機問題之後，就能找到理解他們做出如此恐怖行為的關鍵。這也決定了奧巴馬的“開羅宣言”只是一廂情願。奧巴馬站在金字塔上大聲求和，重塑信任，但其理由僅為美國是個種族大熔缸，美國和阿拉伯人民同舟共濟，等等這些理由，並沒有揭示恐怖分子的仇恨理由和他們的所求。況且，在軍事上仍然大動干戈之時，別人又如何相信你的友好姿態？所以，在阿拉伯地區奧巴馬有著極高人氣，但對於其個人所處的位置和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經濟問題很重要，但比之更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和文化的衝突如何化解？西方的基督教普世和救世情結難以改變，所以各種改造計劃紛至沓來。但世界“其他”地區是否需要被人管理、是否需要別人的干涉，這仍是值得商榷的問題。所以，在普世主義和實用主義雙重政策的壓力下，國際層面的族群和諧難以保障。宏觀而論，相互的寬容、溝通和理解，恐怕是必須的，這也只能保證溝通渠道的暢通，能否產生積極情感仍是未知數。而且國際群體間的偏見本來就無法消除。再加之現實政治的利益滲透，使得互動更為複雜，甚至惡化。
一言以蔽之，消除恐怖極端心理，最根本的還是應從軟性和長期性因素著手。短期的最為直接的軍事打擊手段，恐怕並非是長久之計。因為，即使消滅了肉體，仇恨的情緒能入土為安嗎？基於此，反思反恐的手段，就是如何權衡武力和公共外交的平衡，就是如何思考化解對方的仇恨情緒、如何在接觸和互動中增加雙方的好感。一味地強調強硬手段，我們獲得的可能是消極的安全。所以對於非傳統安全的恐怖暴力問題，僅僅依靠傳統軍事手段是遠遠不夠的。或許，面對手段的選擇，總是存在那麼一些悖論和困境，這也是和諧難以真正形成的根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