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日電／如果說，對於以強硬路線為賣點，志在完成“修憲使命”的安倍新內閣的誕生，最初還有一部分人士對他存有“豹變”的期待的話，安倍內閣成立四個月後的今天，誰都能一目瞭然，看清“豹變論”其實是欠缺事實依據與想象邏輯，只能說是一廂情願的分析。
聯合早報刊登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龍穀大學名譽教授卓南生的分析文章稱，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安倍內閣大打“靖國神社”牌和“歷史翻案”牌。其結果是：韓國外長尹炳世決定取消原定訪日的行程，中國領導層拒絕會見原本準備以安倍特使身份訪華，攜帶安倍親筆信的前外長，也是自民黨副總裁的高村正彥。
與此同時，中韓兩個意識形態相左，但皆承受戰前日本侵略洗禮的國家發言人與輿論界，都不約而同發出強烈不滿的聲音，齊聲抨擊日本“美化軍國主義”及不敢面對歷史事實、逃避歷史責任的行為。
可以這麼說，安倍第二次內閣已將日本與中韓兩個重要鄰國的關係，推至小泉純一郎下台以來最惡劣的境地，日本再度陷入了與中韓鄰國不易正面對話的泥沼。
“皇國史觀”與否定“反省”談話
安倍晉三公開流露出其“皇國史觀”，當然不是始自今日。早在去年12月的大選前夕，時任自民黨新總裁的安倍就清楚表明要推行修憲派兵的路線，及其意圖否定三個原本就未受亞洲民充分認可的三個“反省”談話——即“宮澤談話”（1982年），“河野談話”（1993年）和“村山談話”（1995年）。這就注定了新內閣必然將在史觀問題與軍事擴張問題上與鄰國產生劇烈的摩擦。
所謂“宮澤談話”，指的是1982年日本竄改教科書事件發生後，日本為緩和各方不滿的情緒，不得不以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秘書長）宮澤喜一的名義發表“談話”，向各國保證日本將重視鄰國的批判，並予以糾正。
這項被視為收拾教科書問題殘局的“官房長官談話”，其要旨為：一、日本政府及國民深刻瞭解到日本過去的行為給亞洲鄰國帶來重大的損害；日本並沒有改變1965年日韓聯合公報及1972年日中共同聲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的基本看法（即日本痛感其責任，並決心反省）；二、為了促進和亞洲鄰國的友好和親善的關係，在聆聽各方對教科書問題的批判之後，日本政府有責任予以糾正；三、日本政府認為，上述的看法應該反映到學校的教育上。
但從往後30年日本官方檢定教科書的態度和方向來看，當年宮澤發表的“（照顧）近鄰諸國條項”談話實際上只是一紙空文。日本的教科書不是真的朝著“反省”的方向撰寫，而是變本加厲，沿著歪曲的道路邁進，充分說明瞭這一點。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誰也未對“宮澤談話”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樣的，所謂“河野談話”，並不是自民黨時任“鴿派”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主動發表承認日本官方參與強制“慰安婦”的事件，而是在國內外輿論（特別是受害國韓國與中國）壓力下，為日本長遠“國益”計不得不發表“只反省、不賠償”的官方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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