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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主義的政治遺產和拜登時代的政策回調將共同作用於後選舉的中美關係與世界體系 |
中評社╱題：特朗普主義、拜登時代與中美關係的回調預期 作者：田飛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法學博士
在多重張力下，中美關係的回調與緩和仍充滿不確定性，特朗普主義的政治遺產和拜登時代的政策回調將共同作用於後選舉的中美關係與世界體系。中美關係將產生一種“差異再平衡”效應，在經貿領域延續全球化的適度合作關係，但在意識形態和人權、民主等價值觀領域的鬥爭將更加激烈。中國應當以堅定的內部市場經濟、民主法治改革及外部更高水平的開放與創新，包括對“一國兩制”與“一帶一路”的戰略定力及其制度性推進，來應對特朗普主義遺產和拜登新政策的交叉影響，走向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歷史新階段。
序言
美國2020總統大選，舉世矚目，一波三折。因選情膠著及特朗普拒絕承認敗選的全面挽救措施，導致選戰從投票箱轉向“法律戰”。拜登初步“勝選”是民意勝利還是選舉作弊，特朗普一定要討個說法，這種不認輸及窮盡維權的訴求，在美國法律程序範疇內，是特朗普選舉權利及美國民主秩序的一部分。特朗普不必有選舉的高風亮節，他本就為利益和權力而生而沉醉，為了“權力”而鬥爭對政治家而言也無可厚非。但選舉纏訟、誇大證據及無視疫情危機等，確實給特朗普之道德人設進一步帶來汙名化效應。這一場選舉不是普通的美國總統換屆，而深刻涉及到2017年以來的“特朗普主義”能否延續以及拜登時代對中美關係、廣泛的盟友關係以及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復蘇的一系列複雜而結構性的影響，最終當選結果將是美國政治及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
特朗普當政的4年是美國戰略性執行“帝國撤退與鞏固”戰略的4年。通過退群、貿易戰、新冷戰與製造業復興等關聯動作，追求美國的“本土重建”和帝國再出發。特朗普較為準確地判斷出美國帝國責任與實力的不相稱以及本土選民的全球化絕望情緒，採取針對性的回應措施，甚至不惜挑動族群對立、種族主義、冷戰主義與身份政治的極化，呈現出一種右翼極端主義的取向。這是特朗普的政治敏銳和投機性格使然。特朗普的一系列內政外交的重大調整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朗普主義”，改變了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盟友關係及全球化的基本戰略框架和立場，開啟了美國通過帝國撤退以自我鞏固的理性自救進程。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放棄全球霸權，而是要更加理性、公正及有效地重構對世界的支配體系，更有效地管理和協調美國內外的利益失衡與政治對立。
與特朗普相反，拜登是一個“奧巴馬主義者”，奉行民主黨傳統下的“自由帝國主義”及其全球化戰略，以全球經貿關係和全球民主事業為己任，以全球化、多元化、少數群體權利保護、福利主義公共政策以及相對激進的社會道德主張為治理哲學，是中國、盟友圈以及世界所習慣和熟悉了的美帝國路線。2020總統大選因而具有美國政治和全球化路線鬥爭的重大意義，特朗普連任意味著美國撤退及孤立主義路線的深化以及轉型過程對整個世界體系和平穩定的重大風險和威脅，但回應的是美國自身的政治重建、本土選民利益補償以及內外失衡的矯正問題，而拜登勝選及其相應的政策回調意味著美國固有的以全球化和民主化為基調的自由帝國主義路線的適度回歸。但由於特朗普主義已經塑造了一種新的美國政治話語和共識，特朗普的基礎選民所受利益和政治補償的進程並未結束，因而拜登的政策回檔將受到結構性限制。
在此多重張力下，中美關係的回調與緩和仍充滿不確定性，特朗普主義的政治遺產和拜登時代的政策回調將共同作用於後選舉的中美關係與世界體系。中美關係將產生一種“差異再平衡”效應，在經貿領域延續全球化的適度合作關係，但在意識形態和人權、民主等價值觀領域的鬥爭將更加激烈。中國應當以堅定的內部市場經濟、民主法治改革及外部更高水平的開放與創新，包括對“一國兩制”與“一帶一路”的戰略定力及其制度性推進，來應對特朗普主義遺產和拜登新政策的交叉影響，走向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歷史新階段。
一、特朗普主義的核心遺產
特朗普是一個非典型政治家，多頭怪獸，其理念上的“白人美國”觀念與操作上的極端實用主義奇特地扭結在了一起，政治迷惑行為迭出，令許多觀察家作出誤判。作為肉身的特朗普可能將告別美國政壇，其選舉訴訟不過是其不認輸性格的延續，但難以逆轉選舉最終結果。以美國選舉法治及其操作程序的基本規範性，特別是選舉雙方的相互監督及反復計票的交叉檢驗，選舉舞弊、欺詐或系統性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真的存在系統性造假，那就不是這一屆選舉的個別問題，而是整個美國選舉民主制度和程序的根本性危機了。選票箱裡失去的總統權力，不可能期待由司法權力找回，否則美國的司法僭越及對民主政治的反噬性同樣是美國作為規範性憲制國家無法承受的。選舉爭議及其訴訟化，表面是選舉誠信及其技術問題，實則牽涉到美國民主與法治的規範正當性與社會認同問題。司法能夠做的並非逆轉選舉結果，而是澄清民主運行的法律規範條件和程序。儘管特朗普有著“好運氣”任命了3位保守派大法官，但這些大法官更重大的制度使命不是“保守”一位具體的總統之權位，而是“保守”美國憲法的制度信仰和權威。他們不會拿美國法治和司法信譽開玩笑。與美國憲法的根基鞏固相比，特朗普個人的政治命運並不重要。但特朗普依法纏訟的政治鬥爭連續劇，卻也可以作為美國憲法自我證明的另類契機。
但我們更需要關注的不是特朗普的去留，而是特朗普主義的固化和長遠影響力。如何理解特朗普主義的核心遺產呢？筆者試著從美國憲法及特朗普政治個性的角度加以整合性分析。特朗普主義是不以特朗普是否連任為條件的美國政治的新元素，是拜登政府必須回應和處理的重要政治遺產和挑戰性的政治壓力來源。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選舉所獲普選票達到7000萬，且多數來自現場投票的支持者，從不同的投票畫面及支持者狂熱跡象來看，特朗普的選舉行為與政治人格影響力甚至超出了共和黨的政黨政治範疇，而活化為美國政治體系內與特定群體選民直接而持續的對話互動結構。也因此，特朗普除了將選舉官司打到底之外，還間接表達出2024年再選總統的意向。這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甚至責任化的政治意志，其強烈程度與震撼性在溝通選民方面要顯著超過拜登。特朗普的高支持率及強烈的政治生存意志，既對拜登政府的4年執政及其政策回調構成直接的制約，也對共和黨2024人選佈局造成強大的政治壓力。這些信號都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什麼是特朗普主義。
特朗普主義，就其政治思想淵源及政策核心來看，具有如下顯著特徵或取向：
第一，“反聯邦黨人”的政治底色與本土情結。特朗普是地產商，其所涉及的產業範疇與高科技、全球化甚至金融體系交涉程度不高，其所理解的美國的利益根基偏重於本土而不是全球。他是帶有“反聯邦黨人”底色的政治商人和本土主義者。1787年美國費城立憲時刻，聯邦黨人打破獨立革命有關各州高度自治與自由的所謂“初心”，銳意建立更加強大的民主聯邦並作為世界政治文明的最高典範。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篇中豪邁宣佈了聯邦黨人主義的政治雄心和遠期帝國化的憲制藍圖。但與之論辯和鬥爭的則是信守獨立革命初衷及州權至上原則的反聯邦黨人，他們以各州的高度自治與自由為最高價值，對新聯邦及新世界缺乏理解和興趣，甚至始終抱有對更高權力建構的專制恐懼症。今天的美國政治版圖顯然已經放大，美國本土成為特朗普的“州界”與“州權”，美國的全球霸權成了特朗普懷疑和削弱的“外生”事物或權力與責任的負累。在反聯邦黨人的政治心智下，特朗普嚴厲批判了民主黨人的所謂帝國責任和美國對外義務，包括全球義務和盟友義務，而將美國政治重建的根本點放在類似200多年前之“州權”範疇的美國本土基礎之上，是一種“民族國家”範式對“自由帝國”範式的批判性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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