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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台關係:無可奈何花落去。 |
中評社／題：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影響不斷減弱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本刊學術顧問
‧日台關係重大而深刻的變化，顯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僅由於台灣地區領導人更迭，以及他們不同的理念、立場和政策所決定。日台關係這次重大而深刻的轉折性變化，是若干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能力的由強變弱，是中日綜合國力對比中國的優勢更加明顯，這一長遠性、根本性因素發揮決定性影響的必然結果。
‧減少和避免台灣問題對中日關係的不利影響，將是民主黨對華政策、對台政策的必然選擇。實際上，這一政策選擇在小泉之後的三屆自民黨政府時期，已有所表現。
‧做為外部干擾因素的日本，實際上也包括美國，對台灣問題的影響，不僅是有限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減弱的；因而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不應該過分強調這些外部干擾因素的影響。
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是僅次於美國的台灣問題上的外部干擾因素。日本在台灣問題中的影響，既是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表現，又是日本插手、干涉台灣的基礎。受到一些因素發生的重大變化的推動，日本在台灣問題中的影響已經開始、並將不斷減弱。這一趨勢的出現和發展，將有利於減少日本對台灣問題的插手、干涉，並由此進而有利於中日關係的健康、持續發展。
日台關係發生轉折性變化
日台關係是日本在台灣問題中的影響的基礎。日台關係密切，日本在台灣問題中的影響就突出而且重要，反之亦然。2008年5月馬英九在島內執政後，日台關係發生了幾十年來最重大的變化，甚至是轉折性的變化。1972年9月中日建交、日台“斷交”，曾經是日台關係的一個轉折。但這一轉折，並沒有2008年5月以後的轉折重大、深刻。眾所周知，1949年蔣氏父子退據台灣後，日台關係一直十分密切。雖然日本不像美國，沒有給予台灣公開的保護和支持，但日本通過與台灣當局不聲張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密切往來，不僅與台灣執政當局，而且與台灣各只人士都有著緊密聯繫。日台關係密切的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美國，這是日台關係的一個重要特點。1972年的日台“斷交”，雖然使日台關係受到嚴重衝擊，但日台的緊密聯繫並沒有受到實質性的嚴重損害，而是繼續保持。更重要的是，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的二十年中，日台之間的聯繫十分緊密，形成了日台關係的一段十分密切的時期。
但是，2008年5月以後的日台關係則很不相同。一年多以來，雖然馬英九多次宣稱，重視日台關係、日台是“特殊的夥伴關係”等等，但事實卻表明，日台關係出現了實質性的重大下滑。最重要的事實有：日台關於釣魚島問題的衝突明顯加劇；日本“駐台代表”公然宣稱“台灣地位未定論”，引起馬英九強烈反對；日本擬派遣自衛隊進駐與那國島，台灣做出了強硬反應。很明顯，日本強烈地不信任馬英九，採取了一再施壓的措施，而馬英九則一再做出強硬回應。這表明，日台關係已嚴重下滑，達到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準。
人們普遍認為，所謂馬英九的“反日”立場，是導致日台關係嚴重下滑的主要原因。馬英九是台灣地區領導人，他的理念、立場必然對台灣的相關政策有重大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日台關係重大而深刻的變化，顯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僅由於台灣地區領導人更迭，以及他們不同的理念、立場和政策所決定。日台關係這次重大而深刻的轉折性變化，是若干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馬英九執政加速了這一轉折性變化，同時也加大了轉折的幅度。
回顧1949年以來的日台關係可以看到，日本與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歷史淵源，以及日本對於在台灣問題上利益的判斷和追求，特別是它們之間的消長互動，是對日台關係有重大影響，甚至決定性影響的深層次因素。在過去六十年中，這兩個因素的消長互動，導致出現了日台關係的兩個階段和一次重大轉折，而且還促成了當前新的重大而深刻的轉折，促使日台關係進入又一個新階段。從1949年到1972年日台“斷交”，日本與當時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歷史淵源，是對日台關係第一位的影響因素。但日本對自己利益的判斷和追求的影響日益加強，日台斷交就是日本對自己利益的判斷和追求，第一次發揮了決定性影響。1972年到2008年5月，在台灣問題中日本對自己利益的判斷和追求不斷強化，進入21世紀後，這一判斷和追求，在日台關係中已經完全佔據了主導地位。
從台灣方面來看，如果說李登輝與日本還有一些歷史淵源的話，那麼陳水扁與日本則只有赤裸裸的利益關係。陳水扁與日本的利益關係，是極端不平等的關係，即日本完全把台灣作為其對華政策的籌碼，而陳水扁則力圖把日本做為其搞“台獨”、搞分裂的又一個外部保護者、支持者。所以，陳水扁執政八年的日台關係，看似緊密，實際卻是陳水扁卑躬屈膝，一味討好日本，甚至不惜出賣台灣的核心利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對於釣魚島爭議的處置。所以，經過陳水扁執政的八年，已經形成了，台灣完全從屬於日本利益和政策的日台關係模式。馬英九執政後，處理日台關係，其實並沒有所謂的反日立場和政策，他的相關做為只是試圖在日台關係中，更有效地爭取和維護台灣利益，例如對釣魚島爭議的處置，但馬英九的做為卻觸碰了日本在日台關係中的既得利益。這導致了日台之間重大的矛盾和摩擦，以及日台關係的明顯下滑。顯然，日台關係轉折性變化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就在於過去二十年中，甚至更長時期中形成的日台利益模式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未來時期中，如果馬英九及國民黨其他人士持續執政，日台關係肯定不會恢復到過去二十年的局面。但是，如果日本改變對台施壓的強硬措施，則日台關係必然緩解、改善，民主黨在日本執政為此提供了現實的可能。如果民進黨再次在台灣執政，是否會重新對日本卑躬屈膝，重現陳水扁執政時的日台關係，則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必須看到，陳水扁的媚日政策與其“台獨”政策是一個整體，重新執政的民進黨，如繼續堅持“台獨”政策，則必然媚日，但他們也必將遭到與陳水扁同樣的下場。
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能力已經弱化
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能力，是日本在台灣問題中影響的主體。能力越大，影響就越大，反之亦然。1949年以來，日本一直堅持插手、干涉台灣問題，而其插手、干涉的能力則經歷了由弱變強、又由強變弱的變化過程。但必須看到，日本能力的強弱變化，僅是針對不同時期日本自身的能力相對變化而言，而不涉及與其他國家的比較。例如，日本插手、干涉能力最強時，也遠不及同時的美國。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能力，在根本上和從長遠看，當然取決於中日綜合國力的對比及其消長變化。這是最終決定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不可能實現預想目標的關鍵因素，因而也是最有效限制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能力的關鍵因素。但這一因素及其關鍵性影響，只能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得到表現和認可。
在現實中，還有一些因素，有著更直接、更明顯的影響。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企圖的強烈程度，是有重要影響的因素。這一因素通過日本關於台灣問題，對於日本利益影響重要程度的判斷發揮影響。認為台灣問題對日本利益的影響越重大，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企圖必然越強烈，投入插手、干涉的資源必然越多，插手、干涉的能力就越大。海峽兩岸關係是間接的，然而卻很重要的影響因素。當海峽兩岸關係緊張時，尤其是激烈對抗時，日本插手、干涉的能力將被放大；當兩岸關係緩和、改善時，日本的能力將被縮小。日本對於自己在國際格局中，主要是在美日關係和中日關係中地位的判斷，是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這一因素對於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企圖的強烈程度，插手、干涉的力度和投入資源等，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此外，日台關係的緊密程度，也是有著直接的重要影響的因素。
受上述因素的綜合影響，1949年以來的六十年中，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的能力，經歷了由弱變強，又由強變弱的過程。實際上，這也正是日本在台灣問題中的影響的變化過程。上一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日台關係很緊密，日本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台灣的外部支持者。但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及其相應的能力都不突出。首先，當時日本還沒有完全走出戰敗國的陰影，插手、干涉台灣問題不僅實力有限，而且相關活動難以公開進行，例如，只能以民間形式，秘密向台灣派遣軍事顧問。其次，當時日本完全附屬於美國，尤其在政治、軍事、外交方面，基本沒有自己獨立的政策，插手、干涉台灣問題也是完全跟進美國。這兩個因素共同決定了，當時日本插手、干涉台灣問題，及其相應的能力都不突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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